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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时代三大改革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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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5 13:37:28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大学历史系 沈仁安
德川幕府建立的幕藩体制在德川时代的前100 年期间, 基本上适合日本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因而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元禄年间(1688~ 1703 年) , 德川幕府的统治达到极盛时期, 出现了一片兴旺发达的太平盛世景象。但是, 正是在幕府统治的极盛时期, 幕藩体制本身包含的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 即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其他各种矛盾开始暴露出来, 极盛时期同时也是幕藩体制开始走向下坡路的转折时期。德川时代中、后期幕府实行的三次大的改革就大体上反映了幕藩体制逐步衰落的过程。
第一次, 享保改革。第8 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享保年间(1716~ 1735 年) 进行的改革, 这次改革是德川幕府的统治由盛转衰、进入中期的标志。
第二次, 宽政改革。第11 代将军德川家齐统治初期, 在宽政年间(1789~ 1800 年) , 由首席老中松平定信主持进行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幕府统治由衰落进入动摇时期即后期的标志。
第三次, 天保改革。第12 代将军德川家庆统治初期, 在天保年间(1830~ 1843 年) , 由老中水野忠邦主持进行的改革, 这次改革标志着幕藩体制进入危机阶段。开国后, 由于民族危机加深了封建制度的危机, 幕藩体制进入崩溃时期。
三大改革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即复古精神, 恢复幕府创立初期以节俭、尚武为本的武家政治。享保改革的口号是“遵循权现(指德川家康) 所确立的方针”; 宽政改革以享保改革为范本;
天保改革提出“治政之事不可违背享保、宽政之趣意”。他们共同的目标是维持封建自然经济和身份等级制度, 加强日益松驰的幕府的统治。因此, 他们的基本改革措施大同小异, 不外乎是: 将军亲裁, 重用门阀, 振肃幕政, 奖励吏僚, 广开言路; 紧缩财政, 劝农抑商, 增加年贡, 抑止物价, 整顿金融; 禁止奢侈, 取缔风俗, 刷新士风, 教化庶民, 统治思想。但因所处的时代不同, 面临的形势不同, 也各有特色。下面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方面试作比较。

[CENTER]一[/CENTER]
  在政治方面。最重要的是任用官吏, 即组织路线、人事政策。
这包括两个方面: 排斥异己和提拔人才。关于前者, 三次改革是共同的。吉宗任将军后罢免家宣、家继时的掌权者间部诠房和新井白石(前者任侧用人, 后者为侍讲, 皆为将军亲信, 但非谱代门阀) , 其他老臣虽仍留任, 但或年老, 或不久死亡, 不成为其阻力。
定信上台后一扫田沼派(田沼意次、意知父子在家治时掌权, 原非谱代门阀, 因任侧用人, 得将军信任而上升为大名、老中, 得意一时) , 由其一党控制政权。忠邦在家齐死后100 天, 就撤换了家齐用的一些亲信。这些人事变动也带有宣告革新之意, 以警世人耳目。
在提拔人才方面, 享保改革最有成绩。吉宗一方面否定侧近政治, 重用谱代, 同时亲自考核、选拔人才, 并制定了相应的制度, 称为“足高制”。规定家禄低者担任高于其家禄之职位时, 可
补以差额。如勘定奉行按规定须由家禄3000 石者担任, 1000 石的旗本担任勘定奉行时, 可得差额补贴2000 石。这就为不拘一格任用人才开辟了道路。此外, 吉宗还设置“目安箱”即意见投诉箱, 以广开言路。定信也指示各级各部门官长要选用人才, 不要埋没出类拔萃、多才多艺者; 并规定选拔名单应上报, 经过考核,成绩优异者或升官, 或任官。但是, 定信选用人才是在禁止异学的基础上实行的, 如限定考朱子学, 这又不利于人才的多方面发展和发现, 说明其气度已不如吉宗。忠邦在这方面不仅毫无建树, 在其任老中期间反而发生了迫害人才的事件, 如改革前有镇压兰学的蛮社事件(1839 年) ; 改革后虽一度排斥保守派之议,接受西洋炮术家高岛秋帆的建议, 开始向幕军传授西洋炮术,但是终于未能阻止保守派对高岛的迫害(1842 年)。封建社会政治的好坏与执政者有无度量容纳人才和广开言路密切相关, 而在这方面三次改革一次不如一次。
在其他方面, 三次改革也各有一些重大的政治行动。吉宗在御三家以外创立御三卿, 即田安家、一桥家、清水家。御三卿在将军无嗣时也可入继大统。他下令编纂法典, 有《御触书宽保集成》(命令集)、《公事方御定书》(刑律)。德川时代初无成文法典,判案全凭官吏个人的常识; 吉宗一改旧例, 收集过去的判例, 编纂成文法典, 使判案有法可据。从创立御三卿和编纂成文法典这两方面看, 吉宗的改革确有中兴的意义。
1788 年京都发生大火, 皇宫被烧, 为此定信亲赴京都参见光格天皇, 并答应营造皇宫, 天皇不胜感激。定信此举有违幕府惯例。因为自1634 年第3 代将军家光最后一次上洛到第14 代将军家茂, 230 年间将军从未进京, 即使老中级的实权人物也从不去京都。那么, 为什么定信要违反惯例朝圣京都, 并在幕府财政紧张时答应重建皇宫呢? 因为这时在公卿武士中间出现了勤王反幕的萌芽。1758 年, 国学者竹内式部在公卿中鼓吹王政复古, 被处流放, 称宝历事件。1767 年, 又有尊王论者山县大贰鼓吹建立以天皇为首统一日本而被处死的明和事件。在素来恭顺的朝廷中也出现了反幕的萌芽, 这是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 利用天皇来提高幕府的权威, 以稳定士心, 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因此才有定信在京都大火后亲赴京都的行动。
忠邦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行动是1840 年11 月调换川越、庄内、长冈三藩的领地。庄内藩接受幕府的调换命令, 但以酒田富豪本间家和传马町富商山崎五左卫门为首的领民, 害怕领主转
移要负担转移费和夫役, 也害怕新领主会加强掠夺, 因此向幕府申诉, 反对调换领主。后由家庆亲裁, 于1842 年收回命令。忠邦的改革一开始就出师不利。忠邦最后一个改革行动是1843 年9月发布上知令, 规定江户周围方圆5 里以内的土地全部收归幕府直辖。忠邦的目的是改善财政, 加强江户经济圈; 整理飞地, 集中权力, 以加强对农民的统治; 军事上有利于江户的防卫。但遭到大名、旗本、町人、农民的一致反对, 将军不得不于闰9 月下令撤回上知令。忠邦也因此而下台, 改革失败。幕府不能任意调动大名的领地, 这是幕府建立以来的第一次, 充分反映了幕府权威的衰落。
总之, 三次改革在政治上采取的措施明显地反映了幕府统治由盛逐步转衰的过程。到天保改革时, 朝廷中出现了反幕的萌芽, 大名中有违抗幕命者, 武士中如大盐平八郎起义那样也分化
出反幕势力, 也就是说, 至此统治阶级已开始分裂。

[CENTER]二[/CENTER]
  在经济方面。幕府面临的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是财政失去平衡, 入不敷出。第5 代将军纲吉时幕府已出现财政赤字, 及至吉宗任将军时财政赤字已达严重程度。1722 年, 为了度过财政难关, 吉宗采取非常措施, 命令大名献米, 每一万石献米百石, 称为“上米制”; 作为补偿, 缩短大名住在江户的时间, 由一年改为半年。吉宗在命令中甚至说, 他是“不顾羞耻”地下这个命令的。
因为从来都是幕府赏赐大名, 现在反过来幕府要求助于大名了;而且以缩短参觐交代的在府时间作为代价, 而参觐交代是维护幕藩体制的重要手段, 幕府从来都是严格实行的, 现在也不得不进行修改, 可见财政问题之严重。“上米制”延续了10 年, 到1731 年取消, 参觐在府时间仍恢复一年, 说明经过10 年后幕府的财政已经好转。
那么, 幕府财政为什么会出现赤字呢?原因当然是收入少而支出多。收入少的根本原因是,“石高制”的年贡征收制度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农民斗争使年贡征收困难, 剥削率下
降。第三是米价下跌。支出多是因为在长期的和平盛世中, 统治阶级严重腐化堕落。武士町人化, 沉缅于奢侈, 其程度不亚于町人。将军则尤甚。据记载, 5 代将军纲吉“当政30 年间岁岁无吉事, 诸民忧愁日盛, 至近年惟等待其让位而已”。家重、家治即9、10 两代将军是昏君, 耽于游乐, 不问政治, 由侧用人田沼意次掌权。田沼大行营利政策, 贿赂成风, 自由放纵, 纲纪败坏, 武士堕落。11 代将军家齐的腐化程度更是历代所少有。他曾拥有侧室40 多人, 奥女中(宫女) 等近千人。他在位40 多年, 使统治阶级的腐败达于极点。幕府已病入膏肓, 不可救药, 因此财政不能不出现赤字, 即使一时有所好转, 也无济于事。
解决财政问题不外乎节流与开源两法。节流即禁止奢侈, 提倡节俭, 压缩开支, 这在下面讲。开源即发展生产, 增大剥削, 扩充财源, 这是经济政策问题。而经济政策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即在农村: 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矛盾; 城市: 町人财富的增长和武士的贫困与物价问题。先说前者。三次改革的基本农村政策都是维护自然经济, 压制商品生产。但吉宗采取了一些顺应商品经济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1) 1722 年实行定免(租率) 法, 不问丰欠, 以前10 年的平均产量确定固定年贡。此法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保证了稳定的年贡收入。(2) 1722 年在江户日本桥竖立告示牌, 奖励町人开发新田, 规定开田者可对新田征收地租。(3) 奖励种植商品作物, 如甘蔗、油菜籽、芝麻、人参等, 其目的在于以副养农, 增强农民的纳租能力。(4) 承认土地的抵押和死当。这些措施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顺应当时农业生
产已达一定限度, 而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不足以动摇封建经济基础的形势, 奖励商品作物的生产, 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 保证剥削源泉; 二是顺应农民分化、农村阶级关系变动的形势, 培植地主阶级, 以利用其来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因此从经济上说,吉宗时代幕府还有适应形势变化而灵活地采取改革措施的能力。
宽政改革时, 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 农民分化加剧, 加上天灾, 大批破产而无以为生的农民流入城市, 一方面引起农村荒芜, 另一方面使得贫民问题成为城市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
下, 幕府的回旋余地已不大, 失去了随机应变的能力, 而只有抑制商品经济, 恢复自然经济, 重建本百姓体制一途。定信的农村政策主要一着就是禁止农业人口外流和遣返城市流民回乡, 以保证农业所需劳动力, 恢复荒芜的农村。如1790 年后多次发布归农归乡奖励令, 对愿意回农村而又无力者贷给路费、口粮、农具、种子, 分年偿还。此外, 禁止杀婴、堕胎。这是一方面, 即恢复稻米农业的自然经济和本百姓体制。另一方面则抑制商品作物的栽培和农闲副业。定信的措施违反历史的发展趋势, 因而效果不大, 农村人口并未显著增加, 农村荒芜问题也未见改善。
天保改革的农村政策, 除了重复宽政改革的措施外, 提不出任何新的办法。水野忠邦的主要措施是: (1) 1843 年发布“人返令”, 即禁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为此设立“人别挂”, 每年进行两
次人口检查, 采取行政手段, 强制遣返, 并防止再流入城市。这是维持本百姓体制的最后手段, 但更多地是从解决当时的城市流民问题着眼的。(2) 取缔农闲副业。设关东取缔出役制, 专门负责农闲副业调查并加以取缔, 强使农民回到自然经济。(3) 进行新的检地以增加年贡。1842 年开始在近江地方施行, 但因激起农民起义而被迫中止, 反映幕府已无力触动土地问题。
城市政策包括两个方面, 即救济武士、打击町人和物价问题。
关于救济武士, 打击町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町人的财富日益增长, 而武士阶级则越来越贫困。武士不得不向町人借债, 由此经常发生债务纠纷, 而这有损于领主的体面。因此, 救济武士, 打击町人, 成为德川幕府中后期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
1791 年吉宗发布新令, 停止“金银出入之公事”, 规定凡是有关金银债务的诉讼, 幕府一律不过问, 而由当事人协商解决。这虽不否定债权, 但町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 当事人协商显然不利于町人。这个法令为武士赖债开辟了方便之门。1724 年幕府批准扎差(金融业者) 建立株仲间, 统一规定利率, 最高不得超过15%。
宽政改革时发布扎差弃捐令(1789 年) , 规定6 年以前的债务全部作废, 5 年内的债务利率降为6% , 并且分年偿还, 以后的债务年利一律定为12%。弃捐令连债权也不承认。因此令而废除的债务达黄金118. 78 余万两, 扎差受到很大的打击, 金融陷入停滞。
天保改革未采取类似措施, 并非已不存在这个问题, 而是幕府无力采取这类措施。因为如果“弃捐”即废除债务, 町人就将拒绝贷款给武士, 而幕府又无力救济旗本, 因此只好放任自流了。
然而, 在这时的藩政改革中却采取了类似措施, 如萨摩藩调所广乡改革, 决定250 年以后再偿还欠大阪的债务。这等于赖债不还。总之, 用行政手段废除武士的债务是不得已之策, 反映了武士与町人地位的转换。
关于物价问题。从元禄时代开始, 米价下降而其他物价上涨, 到享保时代物价的不平衡问题更加严重。如享保5~ 7 年米一石银70~ 80 钱, 15~ 16 年最低下降到22 钱。由于米价下降,
其他物价上涨, 增加年贡所得利益也被抵消, 因此平衡物价尤其是保证米价平稳成为幕府财政政策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吉宗采取了一系列办法来提高米价, 如幕府大量购进大米, 奖励大名、町人贮存米, 命令产地贮存米, 限制向江户、大阪运送米, 不禁止制酒, 默认米的投机买卖, 强制决定最低米价, 建立大阪堂岛米交易所, 控制米价行情, 等等。吉宗挖空心思提高米价, 被称为“米将军”, 可见米价对于武士阶级的重要。但是, 尽管吉宗用尽一切招数, 米价却未提高, 最后靠改铸金银币, 发行劣币, 才使米价回升。在提高米价的同时, 吉宗不断下令降低其他商品的价格, 对拒不遵守者加以处分, 如罚款等。为降低商品价格, 还禁止制造、销售新商品。有重大意义的是实行株仲间政策。1724 年幕府命令江户经营22 种商品的批发商人成立株仲间(同业公会) ,互相监督, 不造、不运、不卖新产品, 保证执行幕府的物价政策。
这是株仲间的起源。株仲间本是为了控制物价而建立的, 后来发展为幕府控制特权商人的统制机构。株仲间政策反映享保改革在城市政策方面也有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 这时幕府还有力量把日益发展的商品经济纳入自己控制的轨道。
宽政改革的重点是重建农村, 在城市方面没有采取什么重大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二: (1) 解散田沼时代新成立的株仲间, 打击特权商人。(2) 因饥荒而米价上涨, 影响市民生活, 为此下令在米价降低时购进, 高价时抛售, 以调节米价。
天保改革的重点是解决城市的物价问题, 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 促进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地方市场的形成, 由此大阪的经济地位下降, 运入大阪的商品减少, 引起物价爆发性的上涨, 严重
影响市民生活, 导致市民斗争的激化。物价上涨也与株仲间垄断商品生产销售、收取中间利润有关; 株仲间的垄断也不断与农村商人、直接生产者发生冲突, 造成社会紧张。因此水野忠邦一反过去解决物价问题的老办法, 即通过株仲间控制物价, 而于1841 年宣布取消株仲间, 允许一切买卖自由进行。忠邦想一举达到几个目的: (1) 取消中间利润, 通过自由竞争降低物价; (2)排除株仲间的垄断, 增加运入大阪的商品; (3) 打击特权商人和藩经济(这时各藩普遍成立了专卖或统制藩经济的机构, 加强了经济上的独立性)。取消株仲间, 实行自由买卖, 原则上有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 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是进步的政策。但是当时情况复杂, 商品生产者既与株仲间的垄断进行斗争, 又与其有密切联系; 各藩则加强对本藩经济的统制, 独立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取消株仲间反而带来混乱, 最后不得不于1851 年宣布恢复株仲间。水野忠邦在经济方面的改革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都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取消株仲间的政策虽然失败了, 但这一政策本身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达到必须解散垄断机构的程度。问题是整个封建经济制度没有变化, 仅仅解散株仲间不能解决问题。幕府进退
两难, 与在农村一样, 在城市政策上也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CENTER]三[/CENTER]
  在社会方面也进行了政策改革。解决财政赤字的另一个途径是节流。节流不仅是压缩行政开支, 而且要改变奢侈的社会风气。奢侈之风是武士阶级贫困的原因之一, 并且腐蚀武士阶级引起武士堕落, 动摇身份制。因此, 幕府改革把提倡节俭、禁止奢侈、改革风俗, 作为首要的措施, 力图由此达到改善财政和革新士风两个目的, 恢复简朴和尚武的武士本性。举措不外以下几方面:
(1) 废除赏赐虚礼, 压缩行政开支。享保改革时限制修建寺院, 简化佛事, 历代将军陵庙也减少费用, 并不再新建将军陵庙。
宽政改革时也规定了节约经费的指标。
(2) 发布节俭令。不仅对大名、旗本、武士, 而且涉及一般市民、农民, 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加以限制。尤其天保改革时经常发布禁止奢侈的命令, 限制内容达于极端, 如服饰不仅外衣要朴素, 而且内衣也禁止奢侈; 饮食甚至连点心、小吃、蔬菜、鱼类都禁止买卖, 以至将军想吃鲜姜也无处可寻; 房屋内部两个柱子之间的横板、涂金银的隔扇等违章建筑一律拆除, 等等。
(3) 禁止制造奢侈品、高价品和新产品。享保改革时发布“初物”禁止令, 规定36 种新商品不许制造。天保改革时规定不得生产一定价格以上的服饰, 限制妇女装饰品的价格, 玩具不得使用银绸缎并规定尺寸, 等等。
(4) 匡正不良风气。严禁情死, 情死而未死者罚为非人; 禁止私娼、艺妓、混浴; 禁止赌博、破戒僧; 禁止色情书刊和色情戏剧。享保改革时规定可进入武士家内查赌; 宽政改革时仅1788 年一年因违禁赌令而被处流放的旗本及其妻妾达20 多个。天保改革时更加极端, 茶馆被禁止, 戏院、书场也受限制。江户只许存在5家戏院, 并要迁移至偏僻地区; 书场限制为15 家(以前有数百家) ; 名演员则以奢侈为名, 被赶出江户十里以外。
(5) 奖励武艺。这当然是对武士而言的。
以上是各次改革的共同方面, 但措施一次比一次严厉, 而效果则一次比一次差。享保改革的特点是吉宗亲自做表率, 他自己生活简朴, 穿棉布, 吃简单的饭食, 外出骑马而不用将军仪仗行
列, 喜好狩猎, 冬天也不间断。由于将军身体力行, 因此较有成效; 但也不过在其生时, 吉宗死后又故态复萌。宽政改革的特点是严禁田沼时代造成的贿赂风气, 同时加强对流民的控制, 为此设立“人足寄场”(等于劳改所) , 以收容无家可归者, 强制劳动,防止犯罪。但改革发挥的效果仅限当时的几年间, 将军家齐亲政后, 尤其在其成为大御所时期, 腐败之风死灰复燃, 并且发展到极点。天保改革的特点是设立专门机关执行禁令, 并且雇男女密探收集违犯禁令的情报, 甚至用美人计, 勾引官吏犯罪, 然后加以处分。不仅禁止的内容极端, 而且手段也极端。当时的人说:宽政是改正, 天保是改革。意思是说, 天保改革是一次大风暴, 引起民众恐怖。许多人因此而失业, 弄得民怨沸腾。

[CENTER]四[/CENTER]
  如果说在社会方面改革还有积极的一面, 那么在思想方面就毫无积极性可言了。
三次改革在思想方面的共同措施是: 振兴文教, 奖励朱子学, 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吉宗时再开圣堂(孔庙) 讲解朱子学, 并翻译出版《六谕衍义》, 作为民间的教养读本, 以劝善惩恶。宽政时重修武家家谱, 以提高武士的荣誉感; 同时, 编写孝义录, 不问公领私领, 也不问市井乡里、百姓町人, 凡有孝行善行者, 将其事迹汇编成书, 以为人楷模。天保时忠邦等首脑人物亲自朝拜圣堂, 出版《童蒙教训》、《质素俭约いろは歌》、《修身孝义鉴》等教养通俗读物。总之, 企图用朱子学来抵消其他思想的影响, 使人民回到以前那种对领主无条件服从的一统思想上去。
在提倡朱子学、宣扬封建道德方面, 三次改革是共同的。但在对待新思想新文化方面, 吉宗与后两次改革有所不同。吉宗的文化思想政策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提倡儒学, 另一方面又提倡实
学, 积极吸收西方科学技术。他本人对天文学、本草学深有兴趣,使用一些自然科学家, 缓和禁书令, 许可进口、买卖与传教无关的科学书籍, 对荷兰人态度积极, 并命青木昆阳、野吕元丈学习荷兰语, 这成为兰学之始。因此, 吉宗有开明的一面。
但到宽政以后, 改革者的这种开明性就完全丧失了。他们害怕诸说盛行, 人心动摇, 危及统治, 因此对朱子学以外的一切新思想都加以压制、统制。宽政改革是一个转折点。1709 年幕府下令昌平黉以正学朱子学为宗, 禁止其他异学。同时, 对兰学采取由幕府独占的方针, 下令收集“红毛之书”, 秘藏于幕府, 禁止在民间流传。禁止民间议论国政, 违者处罚。1792 年给予林子平禁闭处分, 一年后林子平去世。1790 年发布出版令, 禁止出版新书、借古讽今的小说以及无作者署名的书。但宽政改革除对儒学中的异学严禁外, 其他方面的限制还不是很严厉, 因此兰学等继续有所发展。
天保改革前, 幕府对兰学者进行了彻底的镇压, 这就是1828~ 1829 年的西博尔德事件和1838~ 1839 年的蛮社事件。
西博尔德任荷兰商馆医生, 对日本兰学洋学的发展甚有贡献。
1828 年回国时所带日本地图被幕府发现, 因而被驱逐出境。幕府天文学者高桥景保等也被捕, 涉嫌达61 人。后景保死于狱中。
蛮社是渡边华山等组成的兰学者团体, 其成员高野长英即为西博尔德的学生。他们批判幕府的锁国政策, 赞扬西方的教育和科学。长英写《梦物语》, 华山写《慎机论》。两人被保守派诬告被捕,华山自杀, 长英被流放, 许多人受牵连。
这样, 天保以前, 官方和私人的兰学皆遭镇压。以后, 即使药店的招牌也不许使用“兰”字; 兰书的翻译限于天文、历法、医学、穷理, 并且不许流传于世。因此, 天保改革在思想方面主要是加强对出版物的控制和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限制。天保13 年6 月发布出版令, 规定除儒学、佛教、神道、医学、和歌以外, 其他书籍一律禁止出版, 尤其在书中不许涉及各代将军。出版物要署作者名和出版社名, 出版前要经町奉行批准, 出版后送町奉行备案。违反者毁版, 有关者加以处罚。这样, 除劝善惩恶的说教书外皆被查禁。当时有广泛读者的浮世绘(社会风俗画) 也被取缔。总之,一切稍有生气的新东西皆被窒息, 从此人们再也不敢写作、出版这类批判政治、讽刺时弊的作品了。思想文学艺术界呈现一片荒芜。天保改革在政治经济政策方面毫无建树, 并都以失败而告终, 惟有在社会思想的镇压控制方面取得了一时的效果。但是,这不过是大风暴来临前的沉寂而已。
[CENTER]五[/CENTER]
  三次改革的时代不同, 措施不同, 改革者地位不同, 改革的效果也各不相同。吉宗任将军时间很长, 达30 年之久(德川时代15 代将军平均任期约18 年)。将军亲自主持改革, 并且身体力行, 做出表率。尽管有反对者, 也坚持实行, 坚决果断。尾张藩(御三家之一) 反对吉宗的改革方针, 在藩内实行放任财政, 1728年财政有余, 而到1738 年时出现赤字。对此, 吉宗命藩主蛰居(禁闭)。姬路藩主好奢侈, 出入游里(花街柳巷) , 吉宗也命其蛰居。吉宗对违反者, 不管亲藩、谱代, 一律予以处分, 毫不留情。加上这时幕府还有一定的力量, 商品经济也还没有发展到瓦解幕藩体制的程度, 改革措施又有顺应现实的一面, 有开明性和进取性, 因此改革是成功的。
享保改革承认城市批发商人和农村地主阶层的存在,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他们吸收到幕藩体制中来, 从而对幕藩体制进行改造, 使其得到暂时的稳定。德川吉宗是15 年代将军中的第8代, 享保20 年是德川时代的正中间。因此可以说, 德川吉宗是德川幕府的中兴之主。但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吉宗的改革也不例外。他的改革措施在一个时期内是有效的, 但从长远来看却加深了幕藩体制的矛盾。株仲间政策导致流通领域为町人所掌握, 从而加强了町人的势力; 利用地主的政策促进了赁地地主的发展, 从而打破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 鼓励商品经济的政策加速了农民的分化, 所有这些都加深了幕藩体制的经济矛盾。享保改革的核心是增加贡租剥削, 这不能不引起农民斗争的增加, 这又加强了幕藩体制的政治矛盾。经济政治矛盾综合发展的结果,仍然集中表现为以后幕府财政的穷困, 因此吉宗死(1751 年) 后30 年又有宽政改革。
宽政改革由老中松平定信主持(当时将军还年幼) , 定信任职仅7 年(1787~ 1793 年) , 改革的时间很短。定信的改革已失去了吉宗时的开明性和进取性, 其中心是农本主义, 即恢复自然
经济的稻米农业和本百姓体制。他虽然施展了浑身解数, 却未收到应有的效果, 仅在改革的短时期内使财政勉强保持平衡。
定信有学识, 对改革也有理论, 有决心, 任职时名声甚高, 但改革的效果与其名声不符。定信辞职的原因是与将军家齐不和。
定信辅佐家齐, 家齐长大后对定信不满。1793 年定信辞去辅佐役, 家齐连其老中职务也一并免去。家齐统治了40 余年, 幕府统治腐败达于极点, 这说明任何能人也无法扭转这个局面了。
1841 年家齐死, 改革已不可避免。水野忠邦进行了改革, 但这也不过是对垂死的病人打强心针而已。天保改革的时间更短,仅只3 年(1841~ 1843 年)。主要改革措施如上知令、人返令、株仲间解散令等, 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因此, 即使在改革期间财政状况也未见好转。他的那些改革措施只是暴露了幕藩体制危机的深刻而已, 而其极端的镇压政策更激起了民众的不满。忠邦退职后, 民众皆大欢喜, 他们聚集在忠邦家的门前, 有谩骂的, 有投瓦砾的, 有小便的, 甚至要焚烧其家。可见天保改革不得人心。
天保改革的失败说明, 幕藩体制已走头无路, 惟一的出路是向资本主义过渡。明治维新的客观条件在天保时期已经具备, 所缺的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 有的学者主张明治维新的始期应是天保时期, 也不无道理。但笔者仍然主张以开国作为明治维新的开始期, 因为开国加速了民族的觉醒和主观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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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7 16:12:31 |显示全部楼层
沙发,这样的文章怎么没人顶一下呢,莫非大家都埋头灌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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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7 20:03:27 |显示全部楼层
基本上是随国力的变化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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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0-17 21:07:43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道这个沈仁安是个什么人,写的文章也有如研究生论文一般……不过还可以看一遍,了解一下事件始末~ :heihei:
前不見故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游,獨悵然而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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