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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人物品评录(24)诸葛瑾、诸葛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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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4-17 07:49:30 |显示全部楼层
荐公一掬建业水 听我三终梁父吟——从诸葛瑾看诸葛恪,从诸葛恪谈诸葛亮

按计划本篇应该写刘封,但是关于诸葛恪的话题酝酿了更久,思路也更成熟,所以我们在此插播一篇诸葛恪、诸葛瑾和诸葛亮的文章。

诸葛家族是东汉时期典型的官宦家庭,传至诸葛亮父亲一辈,因为战乱,家道中落,但也正因为战乱,诸葛家族的很多成员能够一展头角。诸葛瑾、诸葛亮和堂弟诸葛诞齐名,时人有言:“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诸葛融在吴国封侯爵禄,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也同样名扬海外。三国时代可谓诸葛家族的黄金年代,如此谈资岂容错过?

人物导读

诸葛瑾(174年-241年),字子瑜,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吴国大臣,诸葛亮之兄,诸葛恪之父。胸怀宽广,温厚诚信,深得孙权信赖,努力缓和蜀汉与东吴的关系。孙权称帝后,诸葛瑾官至大将军,领豫州牧。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诸葛瑾长子,诸葛亮之侄。从小就以神童著称,深受孙权赏识,弱冠拜骑都尉,孙登为太子时,诸葛恪为左辅都尉,为东宫幕僚领袖。曾任丹杨太守,平定山越。陆逊病故,诸葛恪领其兵,为大将军,主管上游军事。孙权临终前为托孤大臣之首。孙亮继位后,诸葛恪掌握吴国军政大权,初期革新政治,并率军抗魏取得东兴大捷,颇孚众望。此后诸葛恪开始轻敌,大举兴兵伐魏,惨遭新城之败。回军后为掩饰过错,更加独断专权。后被孙峻联合孙亮设计杀害,被夷灭三族。

正文

诸葛恪在吴国的结局无疑是很惨的,诸葛瑾之前说他“不大兴吾家,将大赤吾族”,果然应验。不过,不能因为诸葛恪最后身败名裂,就觉得他不学无术没本事,正相反,诸葛恪敏学巧思,在吴国是上上人才。《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

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诸葛恪出入朝廷,围观的百姓翘首以待,吴国只有孙策和周瑜有过这样的待遇。次年东兴之战,诸葛恪大败魏军,献首太庙,又是一件大功。短短一年功夫,诸葛恪的声望已无人能及,成为说一不二的头号人物。但谁成想,转过年来,诸葛恪兵败合肥新城,回国后死于宫廷政变。

诸葛恪的经历告诉我们,一个人从深孚众望到身败名裂,可以非常快,用现在话讲,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分分钟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有格外的吸引力,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就是“逆转的奇迹”,在敌人眼里,本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分分钟就做到了。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诸葛恪的悲剧呢?我认为,分析这两个问题,离不开对他父亲乃至叔父的讨论。我们不妨这样思考问题:论深孚众望,诸葛亮也是一样的,却没有被政敌打败;要说诸葛恪根基太浅,诸葛瑾刚到江东的根基比他更浅,他父亲也没有跌跟头;是因为打败仗?你以为失街亭对诸葛亮的冲击不大么?我们于是很好奇,为什么只有诸葛恪这么“倒霉”?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好多人拿这句话来揶揄诸葛亮性格过于谨慎,像司马懿,当时虽然还没有这句话,但话里话外总透着诸葛亮不如自己。《三国演义》中,倍道降孟达之后,司马懿曾对张郃说,

诸葛亮平素谨慎仔细,不肯造次行事,他却不知吾境内地理;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他非无谋,只怕有失,不肯弄险,必然军出斜谷,来取郿城也;若取郿城,必分兵两路,一军取箕谷矣。

司马懿说得好像自己比诸葛亮强多少倍,其实他骨子里也是一样谨慎。火烧上方谷之后,司马懿蛊惑人心,对郭淮说,

孔明若出武功地名,依山而东,我等皆危矣!真为可忧。若出渭南,西止五丈原,可保无事矣。”

武功在渭北之东,蜀军如果没有消灭魏军就东出武功,必然粮道被断,全军覆没。诸葛亮必然屯兵渭南。他熟知地理,怎能不知道这点?他这样做是为了安抚众将,避免不必要的出击。他的逻辑是,不作死就不会死。他这样做还不是因为谨慎?一定程度来讲,司马懿多疑胜过诸葛亮,谨慎也必然更甚于诸葛亮。做大事的人,怎能不谨慎?谨慎并不是诸葛亮的专利,也不是诸葛亮的缺点。正相反,诸葛亮之所以在蜀国屹立不倒,无他,就是谨慎。说他是权臣也罢,奸臣也罢,他就是不给你任何打败他的机会。

诸葛亮这辈子,在外做官,在家做人,第一要务就是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刘备入川后大行赏罚,彭羕曾因受赏不均,酒后诽谤刘备,被马超举报下狱。彭羕情急之间给诸葛亮去了一封绝命书,信中痛陈前非,立志悔改,夹叙夹议,总之是一篇很有力的求情文书。诸葛亮收到信后如何回复的呢?诸葛亮没有回复。为什么?这又涉及另一封信。

《三国志·法正传》记载

或谓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故言如此。

有人向诸葛亮抱怨法正私设公堂,擅动私刑,这些是不是事实呢?肯定是。诸葛亮怎么答复呢?法正有功。这简直答非所问。乍看这一段,诸葛亮前言不搭后语,多半怀疑记载有误。《蜀科》出台后,法正曾向诸葛亮抱怨刑法太峻,诸葛亮答以大义,要依法治国。可事情到了法正身上,依法治国好像不存在一样。为什么?因为刘备看重法正,而诸葛亮对此洞若观火。出于谨慎也是自保,他绝不触及刘备和法正之间的关系,用后人的话讲“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言外之意,刘备和法正、自己和法正,这两条线是警戒线,但凡和它们有一丝关联的,自己动都不要动,别人万一动了,自己也要装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彭羕就是这样的例子。法正“宿自知羕”,“遂(与庞统)并致之先主”[1]。彭羕入狱是因为刘备,彭羕却没有找法正求情,而是找到诸葛亮,这其间的关系波谲云诡,一时难以分辨。到底是法正授意,还是他自己要这么做?诸葛亮摸不清楚。彭羕是法正举荐的,彭羕又恶语中伤刘备,而法正又是刘备的股肱,保彭羕无异于保住一个随时可以中伤法正的利器,万一彭羕拜错了庙,自己又上错了船,刘备极可能迁怒自己。那怎么办?信,我没收到,也不会回复的。他是要等法正自己说话。人是法正举荐的,彭羕获重罪,真要救他,法正也必须要表态;法正如果不说话,这件事就到此为止。最终,“羕竟诛死,时年三十七”。

马伯庸在《三国配角演义》中写有一篇《白帝城之夜》,涉及蜀汉隐秘的夺嫡之争。就在诸葛亮用特殊方法解决凶手后,主角气喘吁吁地赶到,惊异于现场,“如此,日后史书如何记载?”诸葛亮气定神闲地回答,“很简单,日后不设史官。”我认为,马伯庸在蜀国史官之谜的戏剧化“解读”中点到了诸葛亮做官为人的精髓之处。

就在诸葛恪的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诸葛亮的谨慎。《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江表传》记载,

江表传曰: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

诸葛亮作为蜀国真正的执政者,和孙权直通书信,常人看来并无不妥,何况诸葛恪是自己的侄子,书信内容若论及亲族,大家第一反应大概都是去信直言,但诸葛亮这封信并没有交给孙权,而是给了陆逊。第一,如果诸葛恪将来任职节度官,就是陆逊下属,由陆逊转陈更为妥当;第二,诸葛亮在家不谈公事,在官不及私言,直接给孙权去信,如果孙权拒绝,是吴国皇帝驳了蜀国丞相,如果答应,则是孙氏卷入了诸葛氏内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己虽是蜀国实际执政者,但毕竟只是丞相,公议往来,丞相交给丞相才最妥当,也不会授人以柄。诸葛亮的行事特点在这件事情上得到充分体现。

反观诸葛恪做事,虽然时而成果显著,却也常有明显阙失,很多时候,并不是他力所不及,而是心思疏忽。就以这次典章军粮为例,“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他觉得不喜欢的就可以不去做,殊不知,赤壁之战后,诸葛亮就是从调度江南四郡钱粮起步的。掌握钱粮调度,便可知道行军打仗的补给需求,对军队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也更直接。退一步讲,统帅全军,岂能不熟知军队最基本的运作?曹操陈留起兵,曾亲自动手打铸兵器。别人劝他,说安天下不必扫一屋,他回答说,小事也有大用,何况打铸兵器并非小事。看到这里,大家可能觉得曹操又在拽人格,但类似的经历在诸葛亮文集中得到了印证。

诸葛亮曾在占领武都阴平后为某部统一更换刀斧,原因是砍斫鹿角毁坏刀斧千枚。先前他以为这是正常损耗,后来才查知是后勤偷工减料,便重新晓谕全军,上阵刀械必须是十折钢刀,更请刀神蒲元亲自淬炼宝刀千口,甚至不惜千里迢迢回成都取蜀江水淬火。如此看来,曹操做的事情是小还是不小呢?他们做这些事情都有自己的目的,并不以事情的大小为标准。诸葛恪最后就是错在这里,前人说他刚愎自用,确实如此,但根本原因是,他眼高手低,以钱粮调配等基本运作细节为小事,不加留心。临事时,果然心里没有分寸,不知道士兵疫情到什么程度是严重,会影响战斗力,后勤补给到底有多困难。他没守过城,没吃过苦,含着金钥匙出生,没有典过钱粮,即便是典兵,也多有阙失。

《三国志·陆抗传》记载,

赤乌九年,迁立节中郎将,与诸葛恪换屯柴桑。抗临去,皆更缮完城围,葺其墙屋,居庐桑果,不得妄败。恪入屯,俨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颇有毁坏,深以为惭。

前不久,诸葛恪老先生还远斥候要进攻寿春。估计孙权之前到过诸葛恪大营,知道是不可能成功的,制止了他。我们很好奇,这么明显的缺点,没有人给他提醒嘛?其实真有啊!

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

什么是失言?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那意思就是,当时大家都觉得你跟他说了也白说。但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似乎又能看出点别的端倪来。吕岱比诸葛瑾还要大上十几岁,是十足的长辈,他就是指着鼻子骂,诸葛恪也不应回嘴。但好心当成驴肝肺,诸葛恪的回复至少是不尊重老革命。这让我们觉得,诸葛恪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似乎有很大问题,这一点又和他的父亲形成极大的反差。

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

徐州的战乱为孙策、孙权送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如张昭、鲁肃,诸葛瑾。孙策新死,诸葛瑾被推荐到孙权府中,后来做到长史、中司马。

长史是什么官职呢?我们可以横向对比一下诸葛亮的几位长史:张裔、蒋琬、杨仪,每一位都是至关重要的人物。这个官职履历已然让我浮想联翩。孙策死前的长史是张昭,政局平稳后,孙权很快将这个位子留给诸葛瑾。观诸葛瑾的出身,一不是淮泗嫡系,二不是随孙策打天下老臣,三不是江东名门望族。无根无基的一个人,在一大批人才中不声不响做到将军府秘书长,他哪来的这么大能耐?

官职可能真的是根据当时需求任免的,也就罢了,但问题还不止,再看他的封爵。公元219年,诸葛瑾受封宣城侯,公元222年,封宛陵侯。这两个地方,不知道大家熟悉与否,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前文写周泰的时候,我们提到过宣城,这个地方对早年的孙权是极为重要的。宛陵离宣城不远,但属丹阳郡。丹阳这个地名大家可能不熟悉,但前文提到过丹阳兵。历任丹阳太守都是孙吴政坛举足轻重的一员,也多由孙氏宗亲担当。诸葛瑾先后受封如此重要的两个地方,孙权对他的重视可见一斑。诸葛瑾何德何能受到孙权如此推崇呢?我认为,归结起来就四个字——明知进退。

我们可以横向对比诸葛瑾和其他东吴群臣的传记,不难发现一个特点,和诸葛瑾同样量级或者更重量级的文职官员,大多和孙权不同程度冲突过,如陆逊、张昭、虞翻,诸位犯言直谏,惹君不悦,就连孙权口中“顾君不言,言必有中”的顾雍都让孙权喝酒喝不踏实,唯独诸葛瑾,每次他见孙权都是和颜悦色,孙权对他也是倾心相交,他这种行为说明他确切地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

诸葛瑾的政治才能不如张昭、顾雍,以人品著称,至多不过和蜀国的陈震等量齐观,却受到特别的重遇。为什么?因为诸葛瑾是孙权制衡功勋老臣和江东士族的重要棋子,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诸葛瑾和张昭同属流亡北士,和顾雍、步骘又同为跟随孙权的旧部,诸葛瑾是联系这两派力量的重要纽带。关键是,他没有开疆拓土的功勋,不具备张昭那样威慑孙权的众望,又不同于顾雍这些江东士族,不会直接威胁孙氏政权的统治,因此,孙权可以通过诸葛瑾来安抚甚至打压这两者。孙权重用诸葛瑾,无异于将这两个集体中“各”推出一个典型,然后集中塑造,这样的奖赏,让双方都感到欣慰,又都感到压力。

在东吴整个政局的发展中,不变的主题是联魏还是连蜀的问题,诸葛瑾作为温和的联蜀派,能够在孙权和刘备翻脸的时候“明哲保身”,又能在恢复邦交时“挺身而出”,这样的作用是显著的。在孙权身边,张昭是坚定的联魏派,吕蒙陆逊是坚定的独立派,鲁肃是坚定的联蜀派,他这样的温和派,能够调和众多派系,达到弥补决策裂缝的效果。于是,诸葛瑾便成为东吴政坛最特别又最有用的十全大补贴。

但最最关键的并不是他政治派别如何,而是他看清了自己的作用,并保证自己从来没有得罪过一个人。你没看错,一个都没有。在四十年的时间中,诸葛瑾从没有说“我宣城侯如何如何”,都是孙权在说,“诸葛瑾当官做人都很到位,懂做官更要会做人”。这是孙权以诸葛瑾为例教做人!我们翻翻诸葛瑾的传记,没有一次犯言直谏,也没有一次同僚冲突,他每一次发言,或是替人求情,或是给孙权舒心。这样的人谁不喜欢?他的面子谁不买?就是因为他每次都明着吃亏,他儿子诸葛恪后来才能暗地里占便宜。公元234年,诸葛恪领丹阳太守。这是啥意思啊?就是孙权一定程度认为诸葛恪可以起到宗室才能起到的作用啊。这不都是诸葛瑾吃亏吃出来的便宜吗?我们之前写《赵氏孤儿小传》,明写赵武,暗写赵衰,是谁让赵氏转危为安?还不是赵衰。

诸葛瑾能有最后的荣誉,归根结底就在于他善于守拙,能够知道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不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像陆逊那样犯言直谏,他知道都是无用功。诸葛瑾为什么说诸葛恪“将大赤吾族”?因为诸葛恪在早期体现出来的智慧是没有限制的。节制,是一个政治家成功的必备条件,而诸葛恪在诸葛瑾目所能及的范围内,毫无节制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对于根基尚浅的诸葛家族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诸葛瑾下这句定语,是在诸葛恪征讨山越大获全胜之前,如果故事就到这里结束,大家可能会觉得诸葛瑾糊涂,但整个故事看完,真得感叹,知子莫如父。

小时候,诸葛瑾带儿子去参加孙权的酒宴,孙权要给张昭敬酒,张昭推辞不喝,诸葛恪说什么呢?

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旄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

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把九十多的老头子挤兑得无言以对,以致后来张昭因为很小的问题失态(事见《三国志·诸葛恪传》)。这件小事,诸葛瑾看在心里,绝不以为喜。这件小事情本可以避免,只要诸葛恪承认自己百智一失,就可以同时回护两个人的面子,但偏偏诸葛恪“奋勇出击”,把东吴最举足轻重的政坛元老得罪惨了。张昭不喝酒,不是第一次,之前有一次,孙权喝酒前说错话,他老人家就赌气离席了。现在又不喝酒,孙权的面子肯定下不来,如果能够在这里压张昭一头,就是捡回了原来的面子啊。诸葛瑾知道,一个臣子最忌讳卷入主公和另一个臣子的恩怨。

但是,为什么这种得罪人的事,孙权找到了诸葛恪?这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之前孙权提拔诸葛瑾,不过是无声地制衡其他几派,现在,诸葛恪俨然成为孙权手里的一种武器了,不管这武器砍向谁,对方不敢怨孙权,必然都恨他。历史上那些宠臣,得势时,哪个不是呼风唤雨,等到君王大事已毕,树倒猢狲散,哪个不是身败名裂。诸葛瑾多大学问,能不明白这个道理么?如今诸葛恪越是聪明,就说明这武器越好用,孙权就越爱用,诸葛恪就越得罪人,到头来就跌得越惨。别怪孙权无情,是你给了他机会,那么多人,怎么就你诸葛恪上道了,因为就你“聪明”。话说回来,你是真聪明么?

《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吴书》曾记载过这么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

权寝疾,议所付托。时朝臣咸皆注意于恪,而孙峻表恪器任辅政,可付大事。权嫌恪刚狠自用,峻以当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征恪。

大家都看好诸葛恪,不仅是因为诸葛恪天资聪颖,才学过人,更因为大家以为孙权最喜欢诸葛恪,也最可能被选为辅政大臣,但孙权再次证明了大家的想法是错误的。很显然,在孙权心中,诸葛恪不是一个合格的辅政大臣,五大辅政,诸葛恪连第五名都没排上,落差大不大?大。意外不意外?不意外。对孙权来讲,诸葛恪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了;辅政大臣,他没有必要来做。为什么?因为辅政大臣最重要的不是才能,是人脉,而这一点,诸葛恪不具备。如果真做不成辅政大臣,诸葛恪可能最后也不会祸及满门,但“可惜”,这时候,诸葛瑾的人脉发挥作用了,由于身为宗室重臣的孙峻铁保,最终诸葛恪保送成为首辅。有趣的是,诸葛恪最后入宫被杀,同样是孙峻的阴谋。成也孙峻,败也孙峻。这样讽刺的结局再次向我们透露出诸葛恪的一个致命缺陷——胸无城府,鲜有远谋。

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依依漫寂寥。

孙峻以果决著称,他力保诸葛恪为首辅,原因无外乎两点:第一,他认为诸葛恪作为流亡北士的后人对宗室的威胁较小,自己将来进退自如;第二,他认为诸葛瑾的家风多少会遗传给诸葛恪,和他共事更容易。谁成想,最后这两条打算全部落空,诸葛恪东兴大捷后变得愈发专权,直接威胁到了宗室的利益。从帮助一个人到谋害一个人,转变可谓巨大,我以为,最根本原因是,诸葛恪没有长远的规划,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走到今天,也不知道作为首辅应该做什么事情。这一点,我们又可以回到诸葛亮身上找依据。

去年夏天,我买了一本《诸葛亮文集校注》。我很好奇,诸葛亮平时常念叨些什么?除了刘备,他最常提到的人是哪一位?是庞统、法正?还是蒋琬、费祎?答案出乎意料,是一个叫董和的人。董和不太出名,他的儿子董允是蜀汉四相之一。董和董幼宰,一个在蜀汉朝廷里不太显眼的人物为何受到诸葛亮如此推崇?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诸葛亮教令中最多提到的人,和他个人最在意的人,其实是两回事。这两者在他的世界观中是分属不同集合的。在教令中提到最多的人,恰恰是他最希望别人在意的人。他教令中屡次提到董和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大家都成为董和。

董和,荆州人,先于刘备入蜀,早年是刘璋手下的官员,他曾和诸葛亮同时主持刘备左将军府事务,具有较好的合作经历。刘备死后,诸葛亮成为蜀国实际的一把手,鼓励大家开诚布公,他提到四个人:崔钧、徐庶、董和、胡济,前两人能够指出他的个人得失,后两人能够一心为公,和他探讨施政得失。这篇教令的目的,就是以董和为典型事例,鼓励刘璋集团的旧臣和愿意合作的益州士人,到新政府中来,和荆州士人合作,共同治蜀。

过分批评政策过失,可能会造成政府公信力下降,于是诸葛亮又做了第二步:废徙廖立,罢黜来敏。这两位都是荆州士人,但犯了同样的错误:乱议朝政。议政,要有节制,要有指导方针,要有中心思想,那就是,巩固政府根基,最大限度为北伐服务。诸葛亮在《黜来敏教》中提到罢黜来敏的理由: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孔融那样的大牛,诸葛亮都觉得乱群当黜,你来敏又怎样?政府有规矩,大家都要遵守,不会因为亲亲疏疏就执法有偏。诸葛亮用严刑峻法来稳定朝局,让时局为自己所用。

荆州已经不在蜀国手中,处罚荆州士人容易让东州士人蠢蠢欲动。于是诸葛亮又走了第三步:罢黜李严!在接连处理廖立、来敏、马谡之后,李严也不能“幸免于难”。这种三换一式的政治操作,既弹压了舆情,又保持了朝局的平稳,最终直到蜀国灭亡也没有出现政变,朝局始终平稳。

能有这样结果,首先,得益于诸葛亮整体构思的正确。诸葛亮总是很清楚自己在政局中扮演的角色。他知道,刘备死后,政治权利出现真空,这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遇,但其中也暗含着挑战。他所要做的,就是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在他手中高举的“光复汉室”的大旗下,以此整合蜀汉的政治力量,并达到对反对势力弹压的目的。

其次,他的执政理念是有整体战略支撑的。他每走一步都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结果,也很清楚自己下一步走到哪里去。每做一件事,发布一个教令,目的性很强,比如,罢黜来敏,他开篇援引来敏“原话”,“诸人共憎我”,把来敏案定性,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诸葛亮永远都知道自己进退何方。征孟获也好,失街亭也罢,你抓不住他一点把柄,等他缓过气来,你却被他按住了。这就是诸葛亮的政治斗争智慧。

这些正与诸葛恪形成鲜明的对比。诸葛恪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能做到首辅。他总以为,孙权偏爱自己,从小到大,没有得到父亲多少关照,却得到了孙权的特殊照顾,走到哪里,都有孙权替自己撑腰。

《三国志·诸葛恪传》记载,

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言)〔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

诚然,诸葛恪抚越是一次大胜,但也流露出一些很危险的信号。臼阳在丹阳治下,臼阳长应该就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市长吧。市长级别虽然不高,但我们说过,丹阳这个地方对于东吴是很敏感的,诸葛恪却敢先斩后奏。大事当前,固然可以当机立断,但毕竟是很敏感的地区,也仅仅是违反诸葛恪的教令,他没有依法处理,而是就地正法,这样做的潜在逻辑就是——有权利,我就有资格决人生死。孙权临死前遗命“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这其中的意味大家不难体会,生杀大权坚决不放是对诸葛恪一种警醒。很明显,在孙权眼里,诸葛恪聪慧过人,但有些肆无忌惮,必须要予以节制。

孙权死后,诸葛家族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不再具备左右逢源的政治资本。诸葛恪身居高位,最该做的是保护自己。无论是改革新政,还是东兴大捷,胜利之中都存在隐忧。孙权晚年确实弊政重重,但短时间改弦更张,会出现隐蔽的政治投机,本就缺少从政经验并不能洞悉人性的诸葛恪更无从辨别敌友,无法分辨谁和自己倾心相交,谁又是趋炎附势,瞬间带来的威望反而蒙蔽了他的判断。东兴大捷也有较大的问题,前线指挥的是丁奉,后面接应的是吕据,直接原因是魏军轻敌冒进,论战功诸葛恪不如丁奉,论资历又不如吕据,诸葛恪不能推功及人,又一次坐失韬光养晦的时机。

在改革弊政显露成效之后,诸葛恪本应更注意培植人脉,注意和宗室保持合作,平衡朝局。他既没有陆逊那样的功绩,也没有顾雍那样的根基,一切的成功都是暂时的,他的第一要务就是稳定朝局。过渡时期,朝局越稳定,对自己越有利。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借助东兴大捷再兴兵祸,将胜算堵在偶然性的事件上。在此之前,东吴屡次北伐,没有一次成功,你凭什么认为你就能赢?“万一”输了,以你的资历和人脉,又怎么善后?这些他都没有进行周密的安排,也多半超出他的应变能力之外。兵败之后,他慌了神,没有执政经验的弱点暴露无疑,在危急时刻显然无法面面俱到,这样更把宗室力量彻底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他整体的失误,也将他的行事作风体现得淋漓尽致。三国杀里诸葛恪的阵亡台词是“重权震主,是我疏忽了”。其实他失势不是因为重权震主,霍光、诸葛亮、曹操都是重权震主,他们都没有吃眼前亏。他之所以失败,归根到底,还是他做事情没有长远规划,总还想着像孙权在世那样,以抢功劳、出风头为目的去做事情,事情岂能做成?是孙权的关爱反而将他的决策目光极大缩短。借用张宏杰的论断,“聪明”的诸葛恪也成了一个“洞穴人”。

我们之前说过,郭嘉的身后有若干人物的影子。第一个影子,我们已经讲过,陆逊;诸葛恪是他的第二个影子,早年意气风发的偶像派政治家,最后因为决策不成熟,落得身败名裂。同样的经历,未必不会应验在郭嘉身上。公元207年,郭嘉力主曹操远袭乌丸,曹军行至敌军二百里外便被发现,奇袭计划打了折扣,战斗也极为惊险。我们不妨试想,如果这场仗曹操打败了,又会如何?出兵前,曹操是力排众议采纳了郭嘉的建议,如果最后输了,郭嘉是一定会被人揪住痛打的,汉室旧臣也会蜂拥而至,揪着姓郭的辫子不放,一门心思要打后面姓曹的老虎。最后,郭嘉即便没有早死,结局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至少我们要在这里打个不大不小的问号。

这就是所有偶像派人物的苦恼,如果他们希望长久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摘掉自己偶像派的帽子,隐藏在巨人的背后发挥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发挥自己价值的同时保护自己。这是一种悖论,也许某年某月某日,从日上三竿到太阳落山,这些人一直在思考一个左右互搏的问题:如何能让自己既不摆脱偶像派的光环,又快些摆脱偶像派光环的诅咒?这个问题,谁都没有正确的答案,我们只知道已有两个错误答案——陆逊和诸葛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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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7 13:51:36 |显示全部楼层
明显的眼高手低啊。虽然说才思敏捷,但不过是小聪明,一起风浪就要翻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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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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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7 13:54:17 |显示全部楼层
才不堪大用,和马谡差不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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