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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耗散结构与中国历史(长文慎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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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9-27 14:00:57 |显示全部楼层
非耗散结构与中国历史的若干问题

今天的话题来源于一部电影——《蝙蝠侠之黑暗骑士崛起》。

    引例:打鬼的钟馗和变鬼的钟馗——蝙蝠侠和自己的缠斗

我曾和同学讨论一个问题:蝙蝠侠能不能遏制Gotham的犯罪?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并非“个人力量有限”。

我们回顾诺兰所拍的三代蝙蝠侠,所有的罪恶都和一个群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纸醉金迷的富人。罪恶虽然滋生在贫民窟,但源头却在富人区。除却第一代反一号要彻底挂掉Gotham,其他两部剧情都是从股票交易所或银行之类的金融场所展开。首恶不从贫民窟、酒馆、夜总会入手,而是在富人聚集区燃起罪恶之火,原因何在?因为Gotham犯罪率过高的源头就在富人!贫富分化,阶层对立,为富不仁,贫穷者自甘堕落,罪恶像野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蝙蝠侠,也就是布鲁斯·韦恩少爷,同样是富人中的一份子。作为个人,他是道德的表率,但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公司的股东,他的家族,和其他的富人相差无几,淹没在这些人中,蝙蝠侠的力量便显得微不足道。他白天是挥金如土的富家少爷,晚上是打鬼的钟馗,但如果钟馗发现自己有一天就是鬼的一份子,还怎么继续打鬼呢?沉浸在英雄传说中的人们总觉得蝙蝠侠再变强些是可以成功的,殊不知他失败的原因还不仅在他自己就是鬼,而是鬼的数量无穷无尽——这个金融系统无论如何受到重创,永远都能像印钞机一样为富人们带来财富,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于是罪恶如同瘟疫,不断有人为道德堕落埋单。

这仿佛一个死循环,而设计者就是漫画的作者。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不论Gotham的犯罪者如何猖狂,城市多么不堪,就是没人离开这座罪恶都市。既然没人离开,附着于人的财富就不会离开,富人便永远都能从中获利。这个系统就像一个封闭的容器,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这才是蝙蝠侠真正的困境——富人也不会因为穷人离开而受到经济上的惩罚而堕落的道德遍地皆是。从全局看,蝙蝠侠甚至显得无足轻重,他惩罚一个为富不仁的坏蛋,又会有新的更厉害的反派出现。他亲自实践了一种悖论——当他越想把事情变好的时候,事情反而更糟。一切原因都在于这个城市是封闭的,财富是封闭,用一个物理学的词汇来定义Gotham,那就是热平衡态的非耗散结构。

    正题:非耗散结构和中国历史

什么是非耗散结构?它是一种封闭的系统,不和外界交换物质、能量和熵,而系统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单独改变系统状态而不引起其他变化。众所周知,在绝热系统中,压缩体积,不是温度上升了,就是压强增大了,等你再要降温,压强可能又下降了。就像钟馗打鬼,打着打着自己也成了鬼,蝙蝠侠就是在这样的定律下将正义和邪恶的对决变成了自己和自己无尽的缠斗。

这样的理论如何应用在中国历史的分析中呢?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将中国古代的疆域沿15英寸降水线进行了划分,此线以外是游牧文明,此线以内是农耕文明。以此线为界,游牧民族南侵鲜有成果,因为马无草不肥,即便如金、元、清南侵成功,结局无非两种:或者如蒙古人再次被逐出,或者如满人彻底被同化,原因都在于此封闭系统内同化作用的强大。以此线为陆地上的边界,辅以海岸线和禁海令形成的海洋边界,在这个幅员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极为牢固的农业文明。什么是极为牢固的农业文明?那就是无论如何演化,这个民族只能是农耕文明,既不因为外族征服而退化为奴隶文明,也不能衍生重商主义进而催生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内也许会有新的阶层诞生,但绝无结构化演进的可能。整个系统在做一种往复循环,这是超级稳定的动态平衡。每诞生一个新的朝代,开国君主都要大修前朝史书,希望后世子孙能够吸取前朝的经验教训,但他们修了这么多史书,从来没有耐心地总结一下——为什么每一个朝代的演变过程都是惊人的相似,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做着相同的决策,得到相似的结果。

    话题一:西西弗斯的诅咒——为什么中国历史出现大治大乱的循环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客观来说,他们做了一代英雄,但都未能逃脱历史的束缚,他们所做的都是历史允许并要求他们做的伟业。按照历史经验,大乱之后有大治,盛世之后是长期的混沌,这样的规律屡试不爽。我们不禁要问第一个为什么:为什么无论是谁建立的王朝都要大起大落地兴衰?这是我们今天打开这个话题的突破口。

这个问题看似是类似“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论证,但我们知道它是有解的,因为它有已知的初始条件和演化规律。一切循环以秦皇一统开始,统一度量衡,设立郡县制,他终结了真正的封建制,开启了所谓的“封建社会”。前面我们讲过孔子的政治理想,虽然我们已经分析过他的经济改革,但我们依然要问第二个为什么:为什么孔子的理想在后世是不可能成功的?

秦朝一统不久,天下复乱,汉刘邦再次统一天下,不二十年,文景大治。我们翻翻历史书,每个大乱之后的大一统王朝不出三四十年就会天下大治,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明仁宣之治,清康乾盛世。有人统计,每逢乱世,中国人口就会骤减七成,不管这些人是战死逃亡,还是藏到坞堡中,总之是逃脱政府控制了,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恢复能力似乎超出一般西方王朝,历代明君似乎总能用三成的人口制造成倍的财富。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三点,也是我们要问的第三个为什么?为什么每个经历战乱重建的大王朝经过很短的休养生息就能天下大治。

大治之后是大乱,但中间还存在一个很长的缓冲期,这个缓冲期可以认为是帝国衰落期,也可以认为是制度僵化期,在这段时期内会有很多小波折,如变法、起义,但变法都会失败,起义都会被镇压,王朝更替的宿命最终还是难以避免。这样的规律在《明夷待访录》中早有涉及,史称黄宗羲定律。这条定律在税制改革上体现得尤其充分——良性改革助推恶性腐败,帝国不改是死,改了也是死,也许反而死得更快。我们好奇的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每个王朝进行到大致相同的时期都会不约而同地变法,而变法从长期来看都是失败的,都在一定程度助推帝国的灭亡?不仅变法是失败的,而且从没有一次变法催生出新的产业或新的阶级,这是我们要问的第五个为什么。

这五个问题是从另一种角度解读中国历史的敲门砖。我们不知道这样的总结合适与否,但有一句话可以概括它们,那就是,所有相似的事情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之所以一而再发挥作用,是因为他们难以被打破,而难以被打破的最终原因,可能还要归结于它们所附着的主体本身。

    话题二:任你横行霸道,我自岿然不动——非耗散结构的适应性

袁腾飞曾经解释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衍生重商主义,“你听听中午的海洋天气预报,动不动就渤海浪高3米,古代的船根本出不了海,所以中国商人输在了起跑线上”。这句话是笑谈,但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中国内陆以15英寸降水线为分界,辅以恶劣的海洋条件和严厉的禁海令,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几乎成为了封闭的容器,鲜与外界进行大规模的交流。在这个疆域范围内,我们的国家远不是风调雨顺,与欧洲相比,长江、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土地虽适于精耕细作,但旱涝灾害也相当严重。黄河每年多次汛期,严重的要决口改道,陇西高原十年九旱,即便是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盆地本也内涝严重。精耕细作最需要适宜的气候,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让每个农业人都显得异常弱小,他们需要联合起来对抗灾害,这就是中国政治早熟于欧洲的第一诱因。但即便形成了部落、氏族、封建国家,人在自然灾害面前依旧很脆弱,人们再精耕细作,大水冲过去,依旧要死人,哀鸿遍野,饿殍千里,国家的作用是什么呢?那就是没决堤的时候尽量避免决堤;避免不了,就最大限度保障幸存者吃饱饭并尽快恢复生产。第一个尽量是无力的,因为灾害是不可控的、频繁的,后两项是可能的也是可控的。但人们都知道,结构越复杂恢复就越难,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也就越难。因此,这种环境催生的必然是简单的、平面的、生存能力极强的组织结构,遇到灾害的摧毁必然极易恢复,就像敌后的游击队,五百人可以出击,五个人也可以出击,三个人就能建立支部,一个人也是星星之火。

中国各代统治者对这种简单化的组织结构的追求是否有明显的证据呢?有的。商鞅变法图强为的是打胜仗,战争所带来的生存环境自然恶劣,他用的什么办法让秦国不战而胜的呢?

《商君书·靳令》记载: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

六虱:日礼、乐;日《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

什么意思?商鞅认为,要打仗,国家不一定要富,敌国富,推崇诗书礼乐这些儒家的繁文缛节,别看我们国家穷,玩命打,他们肯定就打不过我们。这句话在我们的理论中验证的是什么呢?简单的国家架构在恶劣的条件下更能调动战争潜力,相反,上层建筑越复杂,决策成本就越高,打起仗来就越吃力。商鞅的话,通俗来讲就一个意思:把对手的智商拉到我们一样的水平,然后靠玩命战胜他。历史发展充分验证了他这一观点的正确性,越是结构简单的国家,就越容易在战争中存活,就越容易在战争后恢复。

所以,中国自夏商开始,政府功能虽在增多,组织结构却力图简化,并由此衍生出对经济结构的要求:单一农业化。国家不鼓励甚至抑制除农业以外的生产活动,因为这样会影响国家面临重灾时的自我修复能力。更进一步来讲,多一个阶层,就意味着国家管理压力多增一成,这同样是统治者极力要避免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孔子的理想不可能实现?因为西周封土建国的政治体系过于复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百姓,即便是在西周国力强盛的时期,地方也爆发了大规模贵族叛乱。如此复杂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这个国家在面临外敌入侵和严重灾害时的反应是缓慢而无力的,它被更为简单有效的郡县制代替是历史的必然。与其说简化组织结构是一种政治诉求,毋庸说这是历朝统治者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的无奈妥协。


    话题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大治来得如此突然,帝国的衰落也惊人的迅速

既然如此,这块封闭的疆域内注定不会诞生强大的工商阶层,也不可能有轻重工业。一切社会财富都源于农业,也必将再次投入农业,因此历代王朝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根据历史数据,每逢大乱,人口骤减七成,但随着王朝的更替和稳定,三成的人口在适合耕作的土地上却能加倍地恢复生产。

历朝建立之初,为了保护生产,政府无一例外发布均田令,一些不受保护的大户田土被依法分给动乱后的幸存者以保证耕者有其田。田产既分,社会矛盾迅速缓和,生产恢复。理论上来说,这种政令的执行是一种资源再分配,等同于人们通过无组织无意识的动乱从肉体上消灭了一大部分有产者,并“合法”剥夺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各王朝的建立者受儒学理论影响,或干脆如朱元璋依靠自己的经验做出主观判断,往往低估土地集中所能带来的规模效应,在过渡时期辅以力度极大的减税措施,直接结果就是在整个王朝恢复生产的同时,积累的财富远超过人们的总需求。不出二三十年的时间,第一个大治的盛世就到来了。有此可见,文种大夫所说“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并非虚指,是有深刻的实践意义的。这就解释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

大治来的如此之快,让人们将这些无为而治的君主推上了不相称的神坛。儒家的造神运动将这些君主的减税推崇为仁义盛举,但凡事过犹不及,过度的减税也有弊端。以汉唐为例,国家为了刺激生产,将税率降低,但降低的只是国税而非地税,这样减税其实就是“损公肥私”,养大了一批地方诸侯。这点在汉代尤其明显,吴楚七国煮海为盐,铸山为铜,富可敌国。地方政权极大地威胁了中央政权的稳定,因此汉唐明清,屡起藩镇之祸,而诸次祸乱,以汉唐为盛,这都是国家过于保守的财政政策和过于宽松的经济政策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盛世之后总是盛极而衰——中央政府行政效率极度衰退,地方割据尾大不掉。

但光有钱还不能解决问题,各地反王还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人!随着生产的恢复,人们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人口数量指数增长,农田供给和农业产出却不能按照同样的速度增长,因而造成君王秉承王道教化万民,而万民却让国家陷入两难的境地。从唐宋以后,耕地数量的增多远落后于人口数量的攀升,人均耕地面积日渐萎缩,到清朝中期,人均农田不到一亩,地权如此分散,农业生产也变非常低效,每个人通过勤劳的耕作都已经不能养活自己,社会也根本无法积累剩余产品。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在社会产生大量财富的时候,单一的国家经济体系无法吸纳这些财富,任由它们白白流失;统治者将绝大部分人驱入农业生产,最终喝粥的嘴多,干活的手少。按照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农业社会产生的剩余劳动力是要靠工商产业来吸收的,农业社会提供的人口福利也是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充足劳动力的。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却无这样的打算。立体化的社会架构很可能会拉大贫富差距,以如此单一的经济体系根本无法调节这样复杂的问题。按康熙的话说,“兴一利不如少一弊”,万民就在圣人的教化上坐吃山空。真应了那句话,“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客大要欺店,皇上养不活百姓,所谓的“草民”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就是每逢盛世之后盗贼频起祸乱不断的原因。“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这样的动乱也为下一次大治埋下了种子。

    话题四: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历朝变法失败之殇

在第二篇讨论各种变法模式时,我们虽然将各种变法者分成若干类,但打破沙锅问到底,所有变法者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增强中央财政。除却胡服骑射这类纯军事层面的改革,其他的变法无一例外都瞄准了这个目标。

按吴晓波的理论,中国历朝都在进行两个博弈: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博弈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他所举出的四种形态将中国历朝的博弈总结得很清晰,中央从弱势到强势,有产者从聚财到散财。我们不妨用更加系统的语言总结他的思路,那就是,财富从地方的有产者手中转移到中央,一部分救济无产者,另一部分成为政府的财政支出。历代变法都可以套用这一句话。

为什么历代变法从长远角度来看都是失败的呢?因为在一个非耗散的封闭系统内,任何能量的转移都必然造成熵的增加,变法者如要将能量从一个部分转移到另一部分,他就需要为系统注入负熵,而他自己就是这个系统内的一部分,怎么为系统注入负熵呢?这不又成了钟馗先变鬼再打鬼的悖论了么。
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到更长的一段时间,这样的结论会变得更加易于理解。王朝建立之初,少量人口带来大量的财富积累,为国家的有产者传递了正面的投资收益预期,一时间商贾并起,财富迅速积累到了地方有产者手中。这是系统的初始条件。从此开始,在频繁的地权交易和人权交易中,社会矛盾迅速积累,就如封闭容器中不同能量的分子自由碰撞,系统内的熵不断增加,直到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发生小规模喷发,如小规模起义和灾害预警,这时人们意识到,如此以往,要么是富人吞并了穷人使社会两极分化达到极致,要么是无产者彻底打破牢笼将两极分化重新归零。无论哪一种状态,带来的都将是极度的混乱,正如封闭的系统经过无穷演进,最终熵打到最大,系统将永远处于热寂状态并停止演进。这时,变法者出粉墨登场,他们希望重新规划收入,重新分配财富,但他门毕竟是将财富从一部分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人手中,正如他们尝试将能量从封闭容器的一端转移到另一端,无论如何,他的变法也是能量交换的一种,也会造成熵增加,只要他还是系统的一部分,这样的过程就无法避免,热寂终究会到来。这就是第四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只是说,这个问题在有限制的非耗散结构内是无解的,并没有说这样的问题真的无解。正如蝙蝠侠的两难悖论,我们只需要将Gotham变成一个开放的城市,所有的问题都会变成另一个样子。但关键是我们的第五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一次变法催生出新的产业或新的阶级?因为所有的变法都在力图简化特权阶级之间的关系或强化特权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反之。现代的改革者都知道一个命题:如果想要对方手里的苹果,你就要用多余的香蕉去换。而中国历代的变法者,无论是李悝、商鞅,还是桑弘羊、王安石,究其本质,都是要用行政手段,利用国营资本的挤出效应,将富人手中的钱变相掠夺到国家手中。桑弘羊曾得意地夸说自己的盐铁官营、平准法和均输法是“民不加税而国用饶”,那时人们写了一本《盐铁论》也没法驳斥这种观点,但今天,人们清楚地知晓,税收只是横征暴敛的一部分,官家还有更为隐蔽的手法掠夺社会财富。在这些变法者的观念中,商人或有产者的钱就是国家的钱,完全没必要开放系统,更没必要构建更复杂的产业结构,只要将三个饿肚子的人变成两个再重新切这个蛋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就是第五个问题的答案。

    话题五:以末致富,以本守之——儒学在非耗散系统中的作用

春秋之后,儒墨俱起,最终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汉唐制律,儒为法表,但归根到底,饱学鸿儒,十年寒窗,读的还是儒家经典,儒学对王朝安定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问题再次涉及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孔子的改革为什么不可能成功。答案是现成的。他的改革意欲固化社会上的剩余产品,这是逆天行道,绝不可取。但为什么后世帝王明知道孔子的这一套行不通还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因为这个学派过于保守,理论缺少可操作性,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样的思想禁锢最有利于国家的统治。

其实,它在经济上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老夫子曾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再看盛唐的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大家不难读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观。老夫子提倡的是极度的节俭,体现到宏观经济上就是抑制消费,从而导致国家需求萎缩,形成通缩经济,这样国家可以更有效地挤出民营资本,尤其是在盐铁茶酒等诸多民生垄断产业,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消耗量会随着奢侈品消费的下降而大幅增加,岂不更方便国家巧取豪夺百姓手中的铜板?老百姓手中的钱少了,交易不就少了?矛盾不就少了?统治者要处理的麻烦不也就少了?按朱元璋的话说,村与村,鸡犬不相闻,人和人,老死不相往来,我也省心,你们也省心。

百姓手中的钱是国家财政要算计的一部分,商人富户的家财是国家惦记的另一科目。读过《红楼梦》的同学许还有印象,秦可卿如何建议王熙凤日后兴旺祖业?置田百顷,子弟百人,可耕可读。荣宁二府如此显赫的家世还时刻想着农业生产,不是他们思想觉悟高,而是古代社会及至明清,非农不可以守财。古人云,“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这就是告诉腰缠万贯的商贾,就算你们现在再富,国家一旦看上了你们的钱袋子,那也必须输个精光底儿掉,只有从事农业生产或可保汝一命。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为什么及至近代,越来越多的商人选择投身官场?他们将胡雪岩推上神坛,意欲何在?今天我们可以得到答案——无官不经商,无农不守业。

国家为什么要千方百计搜罗富商的钱财?一方面,因为他们手中钱财巨亿,“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全村杀一头,足够吃半年”,中国历朝统治者的逻辑就是集体犯罪坐地分赃的逻辑;另一方面,国家推崇儒术就是为了简化经济结构。商人的存在可以极大地丰富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构成,催生大大小小各类新型产业,这些产业有的国家能控制,有的没有力量控制,这是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所以一旦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统治者是一定会第一个跳出来扼杀的。

为了能够更深刻的体会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范蠡的《平粜法》与李悝的《平籴法》的异同。

范蠡在《平粜法》中说:

“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也。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

范蠡的《平粜法》为粮价设定了一个浮动范围,也即在这样的范围内,商人是可以自由操作并因而致富的,后世以陶朱公为商圣并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再看李悝的《平籴法》: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舆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籴至于甚贵者也。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

这一段比较冗长,总之是李悝大致计算了粮食产量,并提出了一种平抑物价的方法。他的平抑目标很简单,就是倒数第二行最后一个句号前面的“贾平则止”。什么叫贾平则止?就是保持粮价平抑,不允许倒买倒卖。《平粜法》留给商人的生存空间不见了!粮食完全进入了国家管控范畴,商人在此不能获利。它反映了一种思路:国家没有钱的时候是可以杀鸡取卵的。在这些执政者的观念中,商为最末,他们手中的财富永远不会得到合法保障,再贤明的统治者,如管仲,诸葛亮,他们脑中想的也都是以本逐末,归民于农。可以想见,民归于农了,那么非农的就不再是民,也就可以特别对待了。
所以,根据我们的总结,儒家学说在大部分时候充当缓释剂和润滑剂,小部分时候做催化剂和促融剂,主要作用是缓和社会矛盾,固化社会流动资产,辅助作用是黔首愚民,杀富济贫。

既有这样的统治思想,国家的统治者也必然无意构建立体的社会结构。在他们的蓝图中,新的社会阶层意味着新的利益瓜分者,新的利益攸关方和可能加剧的两极分化。在儒家学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号召下,封建统治者的头等要务并非发展生产,而是在尽量不饿肚子的情况下,缓解社会矛盾,均田制的作用就在于此。汉光武帝曾想打破割据坞堡,但稍遇抵抗就全盘撤回,如此浅尝辄止将他的心思暴露无遗——固化并强化现有阶层划分才是他们的主要目标。每朝开国之君总是下苦功夫吸取前朝失败的教训,但即便如清朝总结得如此全面又如何?同样要进入一种无法改进现状的死胡同,甚至农业经济发达到极端,田赋永不增加,百姓过度繁育超过以往,政府不得不摊丁入亩,形成了变相的财产税,汉武帝时期有如抢劫一般的《算缗令》和《告缗令》重现江湖,历史经历两千个轮回又走上了劫富济贫的老路。

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总以为自己总结了前朝的教训,殊不知他们所总结的不过是就事论事的经验,并非真正的失败教训。在总结成功经验的时候,他们只讨论如何成功,在总结失败教训的时候,他们也只讨论为何失败。这些饱学之士从没想过失败和成功可能是相互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正因如此,他们才一次又一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他们失败的原因其实都是相似的:为了应对复杂的自然环境,统治者建立了极为简单而顽强的组织结构,以致这一结构无法纵向进化;但从同一时刻的全局来看,这样的体系对单个的决策者又太复杂了,他们无法灵活地利用这一体系敏捷地应对各种挑战,终至失败。这是一个悖论,统治者力求简化问题以应对自然环境的挑战,但过于简化的结构无法涵纳体系所产生的额外财富也无法承担所积累的巨大负担,自己终将自己拖垮。因此,每逢盛世,保守学说总会大行其道,国家也一定归宿于守成必不成的循环往复。这就是我们为第一个问题找到的答案——横向过于复杂而纵向过于简单的国家架构。我们姑且称之为中国历史的“吉布森悖论”。 在这样的限定下,这个非耗散系统从有解变成了无解,便有了一治一乱的循环,便有了黄宗羲定律一次次变本加厉地鹰眼,便有了官僚体系越治理越腐败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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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技术文、是一篇洗脑文、为现在的资本叫屈
别人已经上岸了,我们也要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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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儿颠老 发表于 2014-4-4 21:36
这不是技术文、是一篇洗脑文、为现在的资本叫屈

囧,米有。。。想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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