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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日本地图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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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7 08:09:41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伊文子秀虎 于 2012-12-17 08:14 编辑


一、        古代的地图
据中国正史之一《后汉书•东夷传》的记载,倭国使节曾于公元五七年及一〇七年去中国朝贡过。另一方面,在日本建国神话《古事记》里,也提到过知诃岛(五岛)、两儿岛(男女群岛)一类离本州相当遥远的东海中的岛屿之名。从日、中双方的这些记载来看,有可能从很早开始,倭国船民就已经把东亚的海图记在脑子里了。在日本鸟取县仓吉市的一个古墓(上神四十八号坟)的壁画上(推定为六世纪前后),可以看到被推断为日本最早的地图。在涂朱的平坦巨石上,刻有房屋、道路、桥梁、鸟居(即牌坊——译者)、树木等的线条。
文献中最早出现的意为“地图”的词,是在《日本书纪》卷九仲哀天皇九年(三九一?)十月的条目中,有新罗王献“图籍”即地图和户籍以作为降服标志的记载。《日本书纪》卷二十五大化二年(六四六)八月的诏书里有如下记载:“宜观国国疆界,或书或图。”即是命令提交以“国”为单位的地志和地图。这也是日本最早见于记录的有关编汇全国地图的政令。
年代上较此为晚的有关地图的记载,是《日本书纪》卷二十九天武天皇十年(六八一)的条目,称两年前派遣的使节带回了“多祢国(种子岛)之图”。这无疑是为了把握东亚国际航路要冲之一的种子岛的实情而作的调查。三年后,受命进行地势调查的三野王等制作了“信浓国之图”。
当时地图制作技术的水平如何,虽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因为在推古天皇十年(六〇二)的时候,百济僧侣观勒曾呈献过历书及天文、地理、遁甲(占卜)、方术(神仙术)等书(《日本书纪》卷二十二),所以就算这里的“地理”主要带有为土地占卜的性质,其中也可能包含有测量、制图技术。在稍后的文献《令义解》(八三三)中载有大学寮的数学教科书,可见到九章(《九章算术》)、海岛(《海岛算经》)、周髀(《周髀算经》)等名称,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数学书。前两者涉及了运用相似直角三角形原理的测量法,后者则有有关天地构造论、土地丈量法的记载。所以可以设想,大宝令(七〇二)施行以后,相当高水平的测量法已被作为讲义在讲授了。另外,八九一年编纂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著录有《晋书》一百三十卷(约六四六),而该书收有裴秀“制图六体"的相关记载,因此可以推想,当时一定有读书人因这些记载而开始探究地图的科学性。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古代地图,都是八世纪以后的作品,其中多是被称为“开田地图”、“垦田地图”一类的农田图。以麻布或纸为素材的这些地图,非常细腻地表示出了条里方格、山地、水渠、道路、房屋等。此外,在现存最早的寺庙图《东大寺山界四至图》(七六五)里也画有方格(图13—3),说明中国大陆的方格图法当时已经传到了日本。    .
八世纪时,朝廷曾于天平十年(七三八)和延历十五年(七六九)两次颁布命令,要求提交以国为单位的地图。后面一次并有明确指示:“夫郡国乡邑、驿道、远近名山大川,形体广狭,具录无漏焉。"(《日本后纪》卷五)如果这一切真正得以实行的话,就肯定不会只是示意图一类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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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17 08:14:45 |显示全部楼层

二、 行基图之起源与没落

前一章谈到,以“国”为单位的地图的制作,在日本古代至少有三次,估计每次都应该编汇有国土全图,但今天却见不到任何一鳞半爪的残存。然而有关国土的大致情况还是基本可以想象的。《隋书•东夷传》有关于倭国“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的记载,《延喜式》(九二七)卷十六的追傩祭文中,称国土的四极为:东方陆奥、西方远值嘉(五岛)、南方土佐、北方佐渡。这里说的无疑是以弯曲不大的本州为主体的东西向狭长延伸的国土。后代的《源平盛衰记》(十三世纪中)卷七也有“东西二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五百三十七里”的东西狭长国土形象的描述。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则历史上的日本地图中,本州弯曲度越小的就可能是制作年代越早的。事实上,年代较早的延历二十四年(八〇五)的《舆地图》(江户时代摹写)以及仁和寺所藏嘉元三年(一三〇五-一三〇六)的地图中,本州的弯曲度都不很明显。
    用平滑的曲线来表示海岸线、国界、山城等,并以此为起点标注出通往各小国的路线,具有这一些特点的简略日本全图,总称为“行基图”。这个名称的来源,是由于大部分这类地图都有“僧行基(六六八-七四九)作”之类的附记。但实际上,在可信度极高的《行基年谱》(一一七五)中并无有关制作地图的记载,坊间流传的行基图也没有一份是以行基在世时的国都为道路起点的,可知所谓“僧行基作”之类不过是后人的假托而已。
    把行基的名字与日本全图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无非是驱赶恶鬼的追傩仪式。根据之一是,明记为“行基之作”的仁和寺所藏图中,记有“嘉元三年大吕(十二月)谢寒风写之不可及外见”,强调在抄写时所耐风寒以及图之不可公开。根据之二,是《和汉三才图会•卷四•傩》的条目中,记有关于行基本人为开山人的山崎(山城国)宝积寺的缘起,称追傩起于庆云三年(七〇六)行基之上奏天皇。而《延喜式》中有明确记载,追傩最早是朝廷在除夕日的仪式,后来此种仪式才扩散到寺院也举行。为了将需防范瘟疫、鬼怪的国土范围诉诸视觉,当时有可能备有全国性的地图。仁和寺所藏图的抄写日期是十二月,也是这种推测的有力证据。
    可以证明行基图与寺院及佛教有密切关系的例子很多。不少行基图上能看到如“此土形如独钴头,仍佛法滋盛也。彼土形如宝形,故有金银铜铁等珍宝,五谷丰稔也”(据《拾芥抄》所载图等)一类描绘国土的赞辞。“独钴”(杵)是一种两头尖的金属短棒,“宝形”指宝珠形,亦即上面尖起来的圆珠(佛塔相轮之顶端或宝形造屋脊之顶尖)。所谓“独钴头”,大概是指仁和寺所藏之图中奥州位置的尖角,而“宝珠之形”究竟是形容哪一部分国土就不得其详了。总之,国土礼赞或者祝愿的辞句中佛教色彩之浓厚,也说明行基图其实并没有多少地理学的信息,不过只是一种寺院的仪式用品而已。如果这个看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这类图制作时本来就不会对内容的准确度有严格的要求。经许多时代而行基图几乎毫无进步,原因可能就在于此。
    不过,行基图也不是一开始出现就与寺院的仪式结合在一起的,古写本《拾芥抄》所载日本全图的内容可以雄辩地证明这一点。收有日本全图的古写本,除了天文十七年(一五四八)本之外,现知还有两种。这些图中无一例外都详细记有转运地方各国调庸物品所需的天数、与交通相关的地名以及沿途设施等,而所记的转运调庸物品所需天数与《延喜式》卷二十四中所载规定相同。所以不难想象,这类图所根据的,是官方编纂的明确标示了郡界、官道的大型全国地图。从有关的记载来看,这类图即使是在缩小、简略成为便览性的地图时,仍然只是为朝廷官员所预备的。《二中历》(十五世纪中)一书所收的日本全图,据认为是转载的一一二〇年前后成书、三善为康所编《掌中历》中的地图,因为也记有转运调庸物品所需天数,所以有理由认为与《拾芥抄》所载图同类的地图很早就已经存在了。把五畿七道诸地的国名仅用线条连接起来、亦即没有“肉(实质性内容)”的日本地图,在《二中历》之后也并未绝迹,江户时代不时刊行的《日本国六十六部缘起》的附图,就是这类形式的继续。
因为它把各国分为寒、暖、中间(中寒)三类,故题为《日本海陆寒暖国之图》。由于此外没有类似的例子,或许应该叫做“六部”日本图或念珠式日本图,可以单独作为一类来区分。
再来看古代和中世纪日本全图方位的设定。有关图中朝上的方位,前面提过的《舆地图》为西,仁和寺所藏图为南,《拾芥抄》所载图为东,唐招提寺所藏、估计为十六世纪中叶作品的《南瞻部洲大日本国正统图》也为西,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宽永初年(一六二四)的同名屏风图则为北。上面的这些不同,并不是随年代的变迁而变化的。比这更晚的行基图也很明显是同样状况,可见日本人对于地图的上下(天地)方位的概念从一开始就非常缺乏。顺便说一下,唐招提寺所藏图等题名中的“南瞻部洲”,本来是佛教中以印度为中心的现世大陆的名称,随着日本以本国诸神为诸佛、诸菩萨化身的所谓“本地垂迹说”的升温,“大日本国”被解释成“大日如来本国”,刻意强调自己是与印度处在同一世界中的佛教国家并将之冠为国号。另外“正统”一词,并不是于图而言,而是强调图的四周所列出的诸国诸郡名是在律令政治统治之下的诸国诸郡,而并不包括律令制崩溃以后的私郡、私有领地的名称。至于“图”字,则就像“系图”一词一样,自古以来不
单指图形,也可以指仅由文字构成的一览表。所谓“正统图”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上面列举的各种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古代、中世纪的日本全图,无一例外地都是只表示了国土概略情况而已的粗糙的作品,而这正是本书前言中所说的“精亡粗存”的最好例子。
这些图以外,肯定应该有过大型精细的地图,以供官府实际行政事务的需要。这么说并非没有根据,时代稍后的应永八年(一四〇一),大内氏的重臣平井祥助曾将日本全图赠送给朝鲜使节朴敦之,但因为太过于“详备、细密”以至难于阅读(据《世宗实录》卷八十),可知应该是有过大型精细的地图的。
进入镰仓时代以后,门外汉也可以简单画就的行基图被赋予了新的用途,比方以类似一条龙(?)围绕国土的图案来作“防震消灾”之用。到了江户时代则进而演变成为“伊势历”和“大杂书”的插图而广为流传,深受民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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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佛教与地图

“高天原”(天界)、“苇原中国”(地上界)、“根之国”或谓“黄泉国”(地下界)等等这一类垂直的世界结构在各民族各类的神话中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的,但水平世界是怎样的?一般却很少被谈到。原因不外是古代人的生活环境范围很小,很难远渡重洋接触到异域的信息,即便是想象也受到局限。
佛教的传人,使日本人的宇宙观、世界观发生了飞跃性的变化。
日本人被佛教所宣扬的雄大恢宏的世界形象和宇宙形象所压倒,马上就成了它的俘虏。而且“世界”一词是梵文1oka—dhātu的汉译,本意为“天地万有”,因而佛教的所谓“世界”,其实即是“宇宙”。
佛教的“世界”以须弥山为中心,朝垂直、水平两个方向延伸,太阳和月亮则在须弥山顶附近转动。垂直方向从下往上是欲界(生物界)、色界(有形空间)、无色界(无形空间)这样三层,亦即三界。
水平方向则有围绕须弥山的八重山脉,其中第七和第八重山之间是广阔的大海,东南西北四方分别有大陆漂浮着。由于山脉与山脉之间均为水域,故“地上世界”被形容为“四洲九山八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地球的表面了。这“地上世界”由极坚硬的所谓金轮支撑着,其下还有水轮、风轮两层,更有一层“金轮际”,是大地之底的意思。
六一二年,在大和国御所的庭园里,曾由百济人造过这种须弥    山的模型。六五七年,为款待远道而来的靓货罗(湄南河下游)人,    在飞鸟寺以西也曾建造过这种须弥山(均据《日本书纪》)。从飞鸟地区(今奈良南——译者)残存的各种石像的形状以及前些年发掘的“水    落遗迹”的管道敷设情况来看,这是一个庞大的、用石头堆起来的建    筑,上面还有喷水设备。其实早在四〇五年,中国后秦的皇帝姚兴就  已在长安建造过这类有鸟兽、奇石、人物的奇特的须弥山了(见《十    六国春秋》)。
日本现存的须弥山“世界”之图,以奈良东大寺佛座莲花瓣上的    细雕为最古老(七四九)。上面的瞻部洲的轮廓以及四大河的发源地    无热池都表示得很清楚(图15—1)。至于可以称为地图的,最古的    遗存是贞治三年(一三六四)抄写的《五天竺图》(法隆寺藏)。在像    一个倒置鸡蛋形状的瞻部洲的内部,画满了有关唐代西天求法僧玄奘的行程以及传闻中的各国等内容,简言之,是玄奘《大唐西域记》所记故事的形象化。其本意是要纪念高僧求法之行,结果起了宣传佛教世界形象的作用。很清楚,该图的发祥地是中国,而直接的源流则很可能是吸取了高丽官儒尹誧(一〇六三-一一五四)的“五天竺国图”的风格,尽管已被大大简略了。但好像为了要证明这一点似的,画有瞻部洲的《拾芥抄》所载天竺图中有高丽,还有契丹(九〇七-一一二五年间的政权),却没有日本。
当然“五天竺图”与其说是地理性资料,还不如说仅是一种信仰    的对象而已。此图一直到江户时代都还有佛门僧侣的手抄本。当然同时也有与西方传来的世界地图对抗的尝试。如久修园院(大阪府)的住持宗觉,在元禄、宝永年间(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曾绘制过吸取了部分西方地理知识的瞻部洲图(图15—4)。此后又有佛教系世界地图的最早版本、浪华子(凤潭)的《南瞻部洲万国掌果之图》(一七一〇)。该地图只不过是对宗觉的图作了部分改订而已,但因为是刊本,所以影响颇大,一直到延享元年(一七四四)还出版过经华坊宣一标注了假名的通俗版。凤潭的图直到幕府末期仍多次再版,因为求之于西方系统的世界地图,是得不到“三国”(本国、唐、天竺)的古典地名的,而这份图上却非常丰富,所以仍很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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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世纪庄园图和寺院神社图

大化革新时开始的土地国有制导致了农用土地的不足。为了改变    这一局面,朝廷在养老七年(七二三)和天平十五年(七四三)分别施行了“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代私有法”,以奖励开垦。其结果是带来了贵族、寺院的大规模土地占有。当时,为便于朝廷与开垦双方的确认,就有必要把所开垦土地的所在、面积表现在图上。前面谈到过的八世纪的“开田地图”和“垦田地图”等,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绘制的。广义而言,这些图都可以称作庄园图,但这里要提到的是延喜二年(九〇二)所谓第一次庄园整理令发布以后所制作的庄园图。因为增加农用地的政策动摇了土地国有制,于是朝廷方面又不得不在这一年开始实行遏制政策,因而该年份具象征意义。为了明确曾经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国有地与私有地的界线,并向朝廷主张公权已由国家委让于己,庄园领主们就很有必要预备好界线分明的地图。
现存最早的庄园图,是康治二年(一一四三)神野、真国庄(纪伊)变为藤原成通的领地(后为神护寺领地)时作成的,表示庄园范围的各重要地点都注有界线标志。收藏该图的神护寺(京都)里,另外还有一一六九年的足守庄(备中)图和一一八三年的林田庄(纪伊)图,这些图都把重点放在明确庄园范围方面,图形本身的准确与否倒在其次。
重视界域的地图不仅有庄园图,还有寺庙神社的范围图。比如同为一二三〇年的神护寺、高山寺这两寺的范围图(神护寺所藏),将官吏在场时设置的表示寺庙所有地范围的界标都表示在图上了。本来这是为了强调所有权,并对付附近农民的随意伐木或捕鱼而采取的防备措施,结果成了某种地图类型的发端。不管是庄园还是寺院、神社,这种明确表示界域范围的地图逐渐被赋予了一个专用的名称,叫“四至榜示图”。
与上述概略粗糙的“四至榜示图”不同,另外还有一种用规尺精细绘制的庄园、寺庙神社图。一三四七年的《临川寺领大井乡畔绘图》和一四二六年(应永三十三年)的《应永钧命绘图》(皆藏天龙寺)为代表性的作品。前者在各区划中标有各寺院名,后者则明确地标示着各寺院大门的位置(图16—3)。基于使用目的,地图的表现方式也很不相同。另外,寺院在修理、改建时所制作的图中,包括设计图在内,也有一些非常精细的作品。
当时根据设计图实行施工时是怎样进行测量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延庆二年(一三〇九)《春日权现验记绘》的画面上有所了解。这里所用的工具,如“墨斗”、“绳墨”、“墨芯”、“曲尺”、“准绳”等,在九三五年出版的源顺所编《和名类聚钞》一书中全有记载。“墨绳”一词最早见于《日本书纪》卷十四的雄略天皇十三年(约四百九十)条,该条记载有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古已有之的“规”、“矩”、“准”、“绳”这四种成套的测量、制图用具,说明当时已经在日本使用了。那个时代均衡整齐的前方后圆古坟的雄姿,无疑是使用了这些器具的成果。至于南北方向的测量,方法是在木板上画一个圆,圆心竖一直棒,阳光所照竖棒阴影的尖端与圆周相交的两点设定为午前和午后,该两点之弦的通过圆心之垂线即为南北方向。在中国大陆使用过的石制的仪器(晷仪,与记时用的刻度略有不同),现知有两例出土,而日本因为是以木制的为主,故而难有所存。
在中世纪,曾经出现过很多以寺院神社为题材的宗教画,其中有一种所谓的“斜景图”,如果没有地图为底本的话是无法画的。这在地图的应用上也是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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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南蛮系世界地图

本帖最后由 伊文子秀虎 于 2013-5-29 21:12 编辑

自弗朗西斯科•扎维尔到达日本的天文十八年(一五四九)开始,到发出禁止葡萄牙船舶来航禁令的宽永十六年(一六三九)为止,将近一个世纪间,与基督教相关的西方的大地球体说以及科学性的地图学在日本的地图文化界所刮起的旋风,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西方的地图学是什么时候传到日本来的,现在还不很清楚。但根据西方的记载,至少在天正八年(一五八o)时,织田信长的手中已经有了地球仪,第二年已经有了世界地图。这以后的天正十八年(一五九o),从欧洲回日本的遣欧少年使节团带回了奥特利乌斯的世界地图册和海图,以及天、地球仪。
现存的早期西洋系世界地图因为没有纪年和署名,所以无法知道正确的制作年代。即便被认为是年代最早的卵形图法的作品,因为在朝鲜东北方标有“おらんかい(兀良哈——译者)”的字样,也不能根据加藤清正部队)在文禄元年(一五九二)的报告,知道这是部族名,而就将此图上溯到文禄年间。另外,该系统的地图上所标的全是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起点的东方航线,说明原图当为葡萄牙制。
上述之外,还有以下若干种可以称之属西洋系统的地图。
一、多半以波托拉诺世界地图作底本的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波托拉诺系(发心寺等处所藏)。
二、一五九二年出版的被认为是普兰西乌斯图译本的方眼图法系甲种(神宫文库等处所藏),以及同样主要以普兰西乌斯图为据、将太平洋置于中央的方眼图法系乙种(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藏)。
三、约于一五九八年出版的以朗格烈改订普兰西乌斯图为底图的方眼图法系丙种(下乡共济会文库等处藏)。
四、一六〇九年出版的以卡艾利乌斯图为基础的墨卡托图法系(宫内厅等处藏)
上述各种地图凡是可以判明原图的,全是荷兰发行的。因而上述系统严格而言应属所谓“红毛系"。但为了和江户中期以后的以双圆图为主的兰学系世界地图相区别,早期的这类西洋系世界地图就被统称为南蛮系世界地图或南蛮屏风世界地图。而且根据下乡共济会文库所藏以及益田家私藏本(皆为上述系统)图背面的年表记事可以推知,这些作品全不是锁国之前的,而应是承应年间(一六五二一一六五四)所作。
上述各系统图皆为世界全域图。但其中另外还有一种类型,是仅画有旧世界(东半球)的所谓方眼图法系丁种,由内容略微不同的两组组成。被认为比较早的一组(妙觉寺等处藏)很明显是方眼图法系丙种的派生作品;另一组标有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山口大学等处所藏)。两组地图图形虽然相似,但所据资料有所不同。新世界(西半球)之所以未被表示,是因为这类地图本来的作用,只是为了和“输往日本口岸一览表”之类的文件相对照用的。
仅画有旧世界的地图暂且不论,在方眼图法系和墨卡托图法系的作品中,有的还绘有世界各民族图谱。与此同出一辙的是著名的日本最早出版的西洋系世界地图《万国总图》(一六四五年长崎版),上面的地名与南蛮系世界地图有不少地方是共通的,海陆的形状则以利玛窦的东西两半球图为底本,或许应该称作准南蛮系或者利玛窦南蛮混合型。
《万国总图》以外,南蛮系世界地图的若干种系统都附有相同类型的各民族图谱,但它们相互之间并无明确的先后继承关系。长崎出身的儒学家西川如见(一六四八一一七二四)认为,这说明当时曾经存在过由翻译家、画匠、书法家和裱褙匠所组成的地图制作集团,其制作场所在长崎。
六、        新型日本地图的出现
前章所谈的南蛮系世界地图,除了墨卡托图法系以外,其它的几乎全部都是和日本地图配对成套的。然而这些日本地图的样式却各不相同,有古色古香的“行基图”,也有的吸取了一些江户幕府监制的庆长日本图的手法。这里面,与卵形图法系世界地图成对的日本图,虽然在国土的基本构图、国界、交通路线的表示等方面与行基图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海岸线表示却充满弯曲,明显地展现了一种新方法。特别是九州的海岸线,非常写实,是其它部分所不能比的。如果以具备这种特征的地图为一个类型,以其中较早为人所知的净得寺藏图(与卵形图法系世界地图配对)为代表、称其为净得寺类型的话,就有一个新问题:这些地图算不算日本人的作品?这类成对的世界和日本地图确是出于“日本人之手”,但都是以舶来的西洋原图为模板制作的,因而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日本人自己的”作品。
关于净得寺类型日本地图的年代上限,与卵形图法系世界地图成对的三幅图(分别为净得寺藏及小林家藏、河村家藏)上,都将一五九一年完工的出兵朝鲜时的出航基地名护屋标为“名越”,因而制作年代不可能比这更早。还有前面已经谈到过(见前章)、与其成对的世界地图的内容所表示的是一五九二年以后的状况,则同一套屏风另一半的日本图也只能是与其同时或较这以后制作的了。
上述三幅图中地名极少,因而作为判断材料,可以地名较丰富的属于方眼图法系丁种的河盛家藏本(成对)中的同型日本地图为例来考察。因为河盛家藏本世界地图附有一六二七年前后有关对日输出口岸地的一览表性质的附录,则日本图的大致制作年代同时也就知道了。国名之外,该图上各地的地名多达一百六十余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九州西部海上有“ハ子(ネ)ラス”、“サンタカラ”等以西洋人名命名的岛屿,它们分别是Panne11as和Sncta Clara的日文假名标记,前者为(今天的)男女群岛之男岛,后者则为宇治诸岛。即便仅以这两个例子,恐怕也已经可以证明在制作当初,净得寺类型日本地图与西方制地图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密切关系了。
如果想在西方制作的日本地图中寻找像净得寺类型那样图形具备、岛屿名记在右侧的作品的话,则天理图书馆所藏、被认为是意大利古抄本的日本地图就应该是了。该图无制作年代及署名,但同样面貌的日本在一六一七年出版的布朗克斯图和一六四一年出版的简奈罗的《东洋的萨维尔》中所载图以及其它一些西洋制作的地图上都能见到,因而毫无疑问,最迟也应该是十七世纪初的作品。
如此看来,则肯定有过这样的情况,即西洋人来到日本,以日本原作的日本地图为素材而编制了自己风格的日本地图。事实上一五九〇至一五九二年在日本居住过的葡萄牙人莫列伊勒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位。根据同时在日本活动过的耶稣会教士法列那诺的说法以及莫列伊勒自己的“日本图说明”的文字内容,大体可以断定这一点。莫列伊勒只是将既存的行基图的海岸线加以修正而已,平滑的国界、道路,非写实的四国和奥州北端的图形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九州比较特别,很可能是以前面谈到过的《海东诸国纪》所载地图中那种有棱有角的九州图作为基础的。另外,天理图书馆所藏图上的地名笔误很多,因而原图不会是莫列伊勒亲手制作的。
七、        “卡尔他”与欧式测量技术
锁国之前从西方传来的地图,除了世界地图之外,还有航海用的波托拉诺(即平面海图,亦即本章所论之“卡尔他”)。虽说同为地图,但这类航海用图是不能随便作为商品销售的。在当时那个大航海时代,这类海图即便不算军事机密,也得算是商业机密,西方各国对此是非常慎重的。因而当时这类实用性的平面海图日本人实际上很难弄到手,估计是从事东南亚贸易的商人或船主以日本近海的详细海事资料作为交换,才好不容易得以临摹或抄写的。现在可以看到的南洋“卡尔他”,除了一件以外,全都是从同一份原图上派生而来的,由此可以想象当时的实际情况。不只是“卡尔他”的名称,所有图中西洋文字的地名原文也全都是葡萄牙语,而且只在葡属殖民地上标葡萄牙国旗,即便只是这一点,也足以证明原图是葡萄牙的作品。至今为止,标有荷兰语地名的卡尔他还没有发现过,有些图上标有“红毛”的字样,不过是后代的误解或者是有意的曲解。
最早是哪个日本人、于何时、向葡萄牙的哪个航海家学习了这种图的使用法以及制作法的呢?这几个问题恐怕已经难以考证了。但南岸突出的四国、夸张的琵琶湖和淀川、向太平洋沿岸很深弯入的奥羽地方等南洋卡尔他上的日本列岛的形象,和早期南蛮系世界地图(卵形图法系)上的形象很接近,表明很可能在文禄之役开始不久后,亦即一五九三年前后,日本人已经开始在摹写波托拉诺了。
至于日本人自己制作卡尔他,长崎曾经占据垄断地位,宽文十一年(一六七二),水户藩曾向长崎的航海家岛谷市左卫门定购过包括卡尔他在内的全套西洋式航海仪器设备。当时的收据文书上的商品名,除了有“至雅加达卡尔他”以外,还配有“日本卡尔他”,这是一种仅画有日本列岛的平面海图。今天可以看到的当时那种类似平面海图性质的“日本卡尔他”,日本列岛和南洋卡尔他上的图形毫无共通之处,而且比例尺是日本式的“里”,说明这类海图式的日本地图的出现较南洋卡尔他要晚,而且是日本人自己想出来的画法。
根据记载,岛谷市左卫门于宽文十年(一六七〇)受幕府之命,用了两年时间,乘船沿日本列岛以及离岛作过调查,网而通常认为日本式卡尔他的出现,本身就是幕府之命的结果。但是实际上那一次所绘制的并不是全新的图,只是以官制的庆长日本总图为基图作成的,陆图的一些要素全都保存着。如果对现在还保存着的日本式卡尔他作一番比较的话,最早的源头全都可以追到某一份图上去。
如同日本式卡尔他的出现是在锁国三十年后的事那样,对西洋式卡尔他的关心并没有因为锁国而消失。根据细井广泽的《秘传地域图法大全书》(一七一七)一书的记载,当时研修测量技术的学生在毕业时,南洋、日本两种卡尔他和“万国总图”再加上“南蛮历”(即航海历),这四件东西是如同毕业证书一样一起发给他们的。也就是说,以土地测量作为主要任务的测量技术者的资格,是以与航海相关的东西来证明的。这件事本身说明日本的西式测量技术的最早基点是西方的航海技术。至于西式测量技术在日本的开山鼻祖,则是长崎的樋口谦贞(又名小林义信,一六〇一~一六八四)。这在有关江户时代测量技术的文献中是一致的,而且他是比岛谷市左卫门更出色的专家。另外,在有关这类测量技术的文献中所见到的外来语,比如“ピロIト(水手)”、“イスタラヒ(全圆仪)”、“シヤネロ(一月)”等,原文全是葡萄牙语,也说明航海技术的开始流传是在锁国之前的事。
法法法法法法法,天旋地转看大法。
爱怨情仇都是孽,一声轰雷任我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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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球仪之舶来及其影响

    地球仪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到日本来的,已经颇难考证了。前面已经谈到过(第五章),天正八年(一五八〇),织田信长的手边已经有了地球仪。另外,天正十八年(一五九〇)回国的遣欧少年使节团带回来过天球仪和地球仪。天正二十年(一五九二),丰臣秀吉曾在肥前名护屋接受过马尼拉来的使节库珀赠送的用汉字标记的地球仪。
    庆长年间,京都的基督教教堂(南蛮寺)里就有地球仪。此事在《一五九六年度耶稣会年报》以及林罗山的《排耶稣》一文(一六〇六)中有记载。即使在基督教被禁止以后,荷兰给幕府的礼品和幕府自己的采购品中仍继续进口这类地球仪。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
大目付(负责外交)井上政重于一六四二年至一六五七年曾经四次接受过荷兰商馆馆长的礼品,当然礼品是通过井上政重进贡给幕府的。
其中一六五七年那次,在接受贡品后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大火(即振袖火灾,也称明历大火),贡品都烧掉了,幕府随后又定货购买。所定货品于一六六一年送到,而在这之前的一六五九年,荷兰方面又赠送过天球仪和地球仪。
     当时还没有天球仪和地球仪的名称,幕府有关文件中用的是“天之图”和“地之图”的说法。林罗山则将其称作“日月行道之图”和“圆模之地图”。“天球仪”和“地球仪”的说法最早出现在天保十年(一八三九)完成的涉川景佑等所编《宽政历书》一书中.
    进口的天、地两种球仪,幕府是作为贵重物品来保管的。一六七七年曾让传教土凯阿拉修理过保存在基督徒监狱中的这两种球仪.
一七九一年则命画家兼兰学家北山晋阳补修过一百五十年前由布劳制作的天、地两种球仪。
      不仅在江户城(东京),在长崎奉行所也保管过天球仪和地球仪。元文二年(一七三七),天文学家北岛见信曾受命将一七〇〇年由法尔克父子制作的天、地两球仪的球面展开并作了翻译。另外一七四五年版的法尔克地球仪作为旧藏,至今仍保存在武雄(属佐贺县)的锅岛家,说明诸藩们当年曾经对此相当有兴趣。法尔克地球仪的影响非常大,除了上面说到的北岛见信的球面展开图以外,入江修敬(一六九九~一七七三)和泽田员矩(一七一七~一七七九)也作过此类平面展开图。此外更有不少仿制品传世。
    日本人自己制作的最早的地球仪是庆长十年(16〇5)由出入宫中的细工师傅制作的。现在能看到的年代最早的日本制地球仪,是元禄三年(一六九〇)涉川春海的作品(神宫征古馆藏)。该地球仪只能说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立体化。这以后涉川春海又制作过配对的天球仪和地球仪,其风格被此后的很多同类天、地球仪所吸取。   
    将兰学的成果熔进地球仪,最早恐怕应该是一七九四年桂川甫周的作品,它以平面的东、两两半球地图为底本而作了球体化处理。较晚些的崛田仁助的作品(18〇8)、稻垣定谷(一六四一一八三六)的旧藏品以及现熊本市立博物馆的收藏品等,都属于这个系统。
    到17江户时代晚期,以市场上贩卖的世界地图为底本而制作的地球仪成为主流。保存至今的有:以桥本宗吉《㖞兰新译地球全网》(一七九七)为底本的萩市乡土馆和正立寺(和歌山)的收藏品;以官版《新订万国全图》(一八一六)为底本的中条澄友的作品(一八三八)等。
    上述作品全都是手绘的。到安正二年(一八五五),以沼尻墨仙的《大舆地球仪》为开始,才有了日本最早的纸面印刷的地球仪,而且还是折叠式作品的鼻祖。
   地球仪本来起源于西方,但在日本制作的地球仪中却出现过非常具东方特色的、在球面上解释佛教教义的作品。
   
   九、江户幕府的地图制作事业   自延历十五年(七九六)调集编制各同图起,到天正十九年(一五九一)丰臣政权的郡图调集止,由政府进行的全国规模的绘制国土基本地图的具体纪录没有留存下来。但地图作为行政上不可或缺的东西,在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期,各种内容详细的地图照理应该是被很好地保管起来的。根据《吾妻镜》的记载,文治四年(一一八八)曾制作过去鬼界岛的海路图,第二年,源赖朝则曾经在平泉战场上调集过陆奥、出羽两国的地图。
   丰臣政权曾搞过大规模的郡图调集,当时要求和检地簿(御前账)同时提交。到文禄二年(一五九三)为止,有十三国的地图陆续集中到了负责此事的驹井重胜手中。其中越后国的检地是在文禄四年(一五九五),郡图完成则是在一两年后的庆长元年(一一五九六)或者二年。至今还有颈城、濑波两个郡图留存着。
   庆长八年(一六〇一)开始的江户幕府,两年后下令编修以目为单位的地图。前政权的地图编修是以郡为单位的,但没有完成,很可能江户幕府是以此为鉴,才改为以国为单位的。江户幕府先后进行过五次国土基本地图的编修,但前两次,即庆长、宽永那两次,因史料很少,已经无法知道详情了。第三次即正保年间那一次编修,可能是第一次先确立基本方针,将比例尺、表现方式、记载内容都作了统一规定之后才进行的。因而到第四次元禄年间、第五次天保年问时,大体只需要将正保图稍作修改就成事了。
   看当时的比例尺,是六寸表示一里(1:216〇〇)。除了松前藩承担的北海道、桦太(库页岛)、千岛不是实测图之外,包括琉球群岛西端与那国在内的日本全国各地的地图用的都是这个比例尺。松前藩所编的无视统一比例尺的地図之所以也被幕府受理了,是因为“国绘图”本来是与“乡账”配套用的财政基础资料,“乡账”上的“石高”为征税基准额.而松前藩的虾夷之地(北海道)并不产稻米,所以就有一些无所谓的意思。到了天保年间那一次编绘,包括北海道、择捉、国后、南桦太在内就都是实测的巨大图面了。
   除了天保年间那一次以外,以“国绘图”为基础资料,每次都编 绘了日本总图。其中正保年间那一次是由军事家兼测量家北条氏长承担的,该总图十分著名。这以后的元禄日本总图,可能是承担的人选不很合适,图上四国的位置向西南方向大大地偏斜.但元禄日本总图却是最早将北方的桦太(库页岛)、千岛,西南的与那岛全收在一份大图中的官制日本总图。
   在编修正保年总图时,幕府同时下令提交藩厅所在地方的地图(即“城绘图”),并对制图方法做出了详细的指示。至于江户(东京)、京都、大阪等直辖都市的测量、绘图等,则由幕府所属的有关专家直接进行。道路图和航道图也都由幕府方面主持测量和制图。仅以初期而言,宽永十一年(一六三四)、正保三年(一六四六)和庆安四年(一六五一)的东海道,以及宽文四年(一六六七)的西日本航道、港湾的调查结果等都有地图留存。
   十   利玛窦世界地图之流传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最早传到日本的具体年代现在还不清楚。但根据西方的记录,一六〇五年(庆长十年),他的图已经在京都的教会学校中放置着了。在利玛窦的回忆录中,有一六〇〇年南京版图曾被送去日本的记载,或者就是当时的东西了。
   日本现在共藏有一六〇二年版的《坤舆万国全图》三件(分藏于宫城县图书馆、京都大学、内阁文库).它们是什么时候被带到日本来的还不清楚,但无疑不是明治以后才进口的。另外《两仪玄览图》(一六〇三年版)虽然没有收藏,但也有迹象表明很早就传到日本来了。再就是载有利玛窦东西两半球图的汉籍《方舆胜略》(一六一二年版),在正保二年(一六四五)之前已经传列日本,这从《万国总图》的图形上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看《坤舆万国全图》,虾夷地方(北海道)标注的是北陆道诸国的国名,日本临摹本原封不动地照搬了原图的错误,但大部分地方是根据西洋地图上地名的发音,用假名标注在上面,或者是修改了一部分图形。增补的地名中,有一些是和南蛮系世界地图《万国总图》以及南洋卡尔他共通的,此外还包括世界各海域的沙洲、岩礁、小岛的名称。此外,郑成功(一六二四~一六六二)的儿子郑经于一六六四年改台湾为东宁,这个地名图上也有,因而用假名标注地名的临摹本的年代不会比这更早。参与编绘的人中,应该被提到的是前面(见七章)谈到过的樋口谦贞。他被关在牢里二十一年,一六六七年才放出来,这以后为长崎奉行牛込重忝(一六七一年到任)所器重。根据他的弟子、出版过《坤舆万国全图》之副图南北两半球图的稻垣光朗的说法,樋口谦贞在编图时参考了利玛窦的卵形世界地图。
   作为日本临摹本原图的《坤舆万国全图》与现在能够看到的该图原刊本,虽然年代上应该是大体相同的,但两者之间有一部分记载却有所不同。例如,在临摹本上有“元朱思本画方”字样的李之藻序文初行六字,而原刊本则全由于植木改成了“唐贾口皮画寸”字样。在说明曾经有过今已不存的更早的版本方面,不能不说临摹本的资料价值是非常大的。
   讲到对于社会的影响,手工绘制的毕竟不如大量印刷出版的地图。就利玛窦的世界地图而言,在日本最早见于一六六一年前圆噌武《明清斗记》中所载的“缠度图”(即东西两半球图),是从潘光祖《汇辑舆图备考全书》(一六三三年版)上转载来的。王圻《三才图会》(一六〇九年版)所载“山海舆地总图”(即单圆世界地图)被松下见林《论奥辩证》(一六六五)、马场信武《初学天文指南》(一七〇六)、寺岛良安《和汉三才图会》(一七一五)等书所转载,内容虽然简略,但对利玛窦笔下的世界形象的普及也起了推动作用。另外前面谈到过的《方舆胜略》所载东西两半球图,也为一七一九年出版的平住专庵的《唐土训蒙图汇》所转载。
   单独发行的利玛窦图,则以稻垣光朗的《世界万国地球图》(一七〇八)为最早。这也是南北两半球图,而且是师承樋口谦贞的作品。至于最早在日本出版的利玛窦卵形图,则是原目贞清的《舆地图》(一七二〇),是根据标记假名的摹写本制作的。
   长久保赤水改订此图的作品(一七八八年前后)对后世影响很大,一直到幕府末期仿制版不绝。最忠实于《坤舆万国全图》原图的版本是稻垣字戬(定谷)的《坤舆全图》(一八〇二),但该书的直接资料却是日本摹写本,含有假名标注的地名。即便到了十九世纪,在载有最新信息的兰学系世界地图出现之后,卵形图法的利玛窦世界地图仍为许多人作为标准的世界地图来接受。
法法法法法法法,天旋地转看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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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9 21:13:50 |显示全部楼层

   十一、地图之大众化

    如果不谈书籍中附加的地图,则日本最早单独出版发行地图应该是在宽永年间(一六二四~一六四三)。最早明确记载有出版年份的地图是《大日本国地震之图》(一六二四);此外江户(今东京)地图和京都地图的出版发行也是在这个时期。
   这以后地图发行量逐年增加,版面也由单一的黑色发展到多彩印刷,到江户时代再加上铜版印刷,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很多变化。
   推动这种出版繁荣的,是当时日本国民中广泛而又旺盛的求知欲望。
   在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地图是怎样一种存在,或许可以从出版以花街柳巷为题材的所谓“戏作”地图上看出来。另外,地图的多彩印刷在日本要较西方早约一个世纪。根据纸型不同来上色的模版印刷于宝历十四年(一七六四)开始在长崎出现。木版印刷则大概是在天明五年(一七八五)前后出现于江户和京都。
   虽然各类地图的出版可以说是到了泛滥的地步,但出版商以及作者个人并没有哪个人是从测量开始的,几乎全是以官方发行的地图作为底本。例如宽文六年(一六六六)版的《日本分形图》,是将庆长日本总图分割以后制成的图集。以贞享四年(一六八七)版为首的石川流宣的一系列日本地图,则是以庆长日本总图为直接底本,再将其变形、修饰以后制成的屏风图。另外关祖衡的《日本分域指掌图》(一六九八)以及《新刊国人记》(一七一〇)上所载地图,则是将正保日本图分割而成的。这中间,石川流宣的作品因为是出自浮世绘画师之手的缘故,看起来像绘画,而且记载事项很丰富,是类似旅行图和“武鉴”(武士、将军、绅士名录)相结合的东西,因而到后面要谈到的“赤水图”出现为止的将近一个世纪中,一直大受欢迎。只是在大阪,或许是为了要和石川流宣的江户版图对抗的缘故,再三重版的是马渊自藁庵的作品。其内容较为素朴,图却很少歪斜(除《校正大日本圆备图》外),自元禄末年开始,流行近半个世纪。图上的海岸线,特别是四国的海岸线和日本卡尔他很像,可以说是海运业较发达的大阪地方特色很浓的出版物。
   当时出版的旅行地图或者市街图,几乎全是以官方制作的原图为底本的。例如宽文十二年(一六七二)版的《东西海陆之图》就是以宽文八年(一六六八)幕府监制的大型华丽的道路图、航道周为底本的。元禄三年(一六九〇)版的《东海道分间绘图》则是以庆安四年(一六五一)奉幕府之命而成的实测图为基础,再加上一些绘画性要素而成的。这两种地图是居住时使用的,旅行时虽也有用,但是所谓案头版,部头太大,不太实用,因而也有便于携带的小型旅行地图以各种形式出版。到明治时代出现了铁路,这些旅行地图上就加上了铁道线路,最后直到在图面上完全以铁路网取代这之前的道路网。
   以官方制作的地图为底本,确实使民间市场上的地图全面提高了质量。这可以江户(东京)地图为例子来说明。明历大火(一六五七)以后,北条氏长和福岛国隆两人受幕府之命,开始进行绘制江户地图的测量工作,编绘则是由测量专家藤井半智(笔名远近道印)承担的。此次测绘的结果,是在宽文十年至十三年(一六七〇~一六七三)间由官方发行五张一套的新的江户地图。这以后,坊间的江户地图不管大小,全都以这套图为基准。至于其它的地图,基本也是以官制地图为底本,出版商只是在这上面补加些名胜古迹、寺庙之类为大众所需要的内容而已。
   十二、实证精神之传播 
   进入江户时代,随着各种产业的发达,商品流通的扩大,社会逐渐被所谓合理精神所渗透。即便是传统的儒学,也有荻生徂徕(一六六六~一七二八)出来强调实证性归纳方法之重要,以之为代表的学 派在全日本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正好那时是德川吉宗为将军(一七—六~一七四五在位),德川顺应时代潮流,同时为了使其实施的殖产兴业政策产生效果,于一七二〇年下令将禁书的范围予以放松,使科学技术书籍得以进口。此举带来了兰学的勃兴,影响深远。与时代潮流相应,地图的编制也应更具科学性。当然最早关心这个问题的绝不会是兰学家们。
   宝永六年(~七〇九),偷渡来日本的传教士希德提被带到江户,由新井白石负责审讯。新井曾经趁机问过希德提有关卵形图和南北两球图(即两种利玛窦图)、以及东西两半球图等有关世界地图在表现形式上到底有什么不同的问题。这次问答的内容后来收进了《采览异言》(一七一三)一书,可以说这是最早谈到投影法的日本文献。另外,受德川吉宗将军之命重编日本全图的数学家建部贤弘(一六六四——一七三九)根据自己的经验,也曾经很有远见地呼吁过测定经纬度的必要性。
    兰学勃兴之后,一些并非兰学家的人对日本地图做过一些使之“科学化”的装饰。比方宝历四年(一七五四)发行的森幸安(大阪人)的《日本分野图》,就是日本最早的绘有经纬线网的全国地图。一般认为森幸安是受了南洋卡尔他的启发(因为那上面包括日本列岛在内都画有纬度数值)。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现在还能看到两种也是由他在这之前摹绘的南洋卡尔他。这以后则是水户藩的儒学家长久保赤水编绘的《改制扶桑(日本)分里图》(一七六八),上面也绘有经纬线。长久保赤水在此前一年因事去长崎,途经大阪时看到了森幸安的地图,他的地图无疑是由此而获得启发。长久保赤水之图后来经过改订,于安永八年(一七七九)由大阪的书商以“改正日本舆地路程全图”为名出版,引起过很大的社会反响。
   当然,森幸安和长久保赤水两人的作品不过是在既成的官方版地图上覆上经纬线网而已,并不是设定好投影法,并经过实测以后再制作的新地图,所以说不过是使之看起来“科学化”的装饰性工作而已。
   与日本地图这种表面上的“精密化”不同,由于兰学的兴起,世界地图的编绘确实是发生了实质性的、内容全新的变化。有关这方面的成果,要提到的地方当然是长崎。前面已经谈到过,早在元文二年(一七三七),北岛见信就已经将法尔克地球仪的球面展开为精细的东西两半球图。同时长崎通词本木良永的大量翻译工作也是必须要提到的。他翻译的作品计有如下一些:
   明和八年(一七七一)翻译了赫比内尔地理书中的地图用法部分(《阿兰陀地图略说》);第二年翻译了列那德的海图集总说(《阿兰陀
地球图说》);宽永二年(一七九〇)翻译了克分斯和墨尔提尔合编的地图集的凡例和总说的全部(《阿兰陀全世界地图书译》)。
   这一年本木良永还制作了东西两半球图。他的同事松村元纲于世界地图的翻译也出力颇多。
   诞生于长崎的兰学,根据地移到江户时开始开花结果。地图方面.则有宽政四年(一七九二)司马江汉的铜版东西两半球图。以及大体同时的桂川甫周《地球万国全图》(东半球未刊)。
   一般认为这两种地图是最早发行的兰学系世界地图。在大阪,则有一七九七年出版的兰学家桥本宗吉的《荷兰新译地球全图》。   
   上面这些都没有超出翻译的范围。一直到文化十三年(一八一六)铜版印刷的官方版《新订万国全图》,才可以认为是日本自己的兰学系世界地图。该图的东西两半球的叫法改成了日本式的,并且是以京都为正中心的半球图。另外该图还将间官林藏的探险成果也收了进去,内容上已经超出了同时代西方制作的世界地图。
   这是兰学开始兴盛七十年以后的事。
   十三、日本北方边疆及海岸线地图 
    自古以来,日本人对虾夷地方(今北海道)的关注,是因为它和  其它国家的关联。然而却又一直不知道它到底是大陆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岛屿,只是模模糊糊地认为经由这里可以通向中国和朝鲜。庆长四年(一五九九),德川家康在大阪城内接见虾夷地方的领主蛎崎庆  广时,曾向他打听过“北高丽”的情况,此事可以证明这一点。蛎崎庆广是怎样回答的已经无法考证,只是不管是丰臣政权还是江户幕  府,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曾经把这件事情搞清楚过。一句话,可以说虾夷地方在国家治理上一直是被疏忽了的地方。一直到十八世纪末,正保、元禄两次编修全国地图时,松前藩提出来的北边图仍是粗略的概念图,但幕府也照样受理了。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虾夷地方是如何的不受重视。
   幕府不得不开始对虾夷地方加以关心,是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  亦即俄罗斯向东方的扩张。进入十八世纪后,俄国人已经到达堪察加半岛。元文四年(一七三九),由斯班贝格率领的俄国北太平洋探险  队的船队在牡鹿半岛、天津(安房,今属千叶县)、下田(伊豆)一带海上下锚。船员们上了岸,而且还进行了以物易物的交易。明和八年(一七七一),俄国军队的俘虏、被流放到堪察加的匈牙利人贝涅夫斯基,和同伙一起抢了一艘俄国船,南下到阿波的日和佐、奄美大岛。在他请日本人转交给荷兰商馆馆长的信中,虚虚实实地写到俄国人的南下计划。这个署名为冯·本格罗的人的名字和他的警告,都叫日本朝野着实吃了一大惊。
   以这件事为契机,日本对北方边疆的关心开始高涨起来。仙台藩的侍医工藤平助写了一本强调开发虾夷地方重要性的《赤虾夷风说考》(天明三年(一七八三)),导致老中(即阁首,相当于首相)田沼意次派遣虾夷地方调查队。天明五年,以山口五郎为首的十人组成的调查团奉命去虾夷,在当地由松前藩协助,分为向千岛方面的东虾夷班和向库页岛方面的西虾夷班进行调查。东虾夷班的调查到达国后岛.西虾夷班的调查一直到达库页岛西岸的多兰泊(约北纬46°55’)。第二年,幕吏青岛俊藏的测量助手最上德内,调查了择捉和得抚两岛。而大石逸平则是去库页岛,到达了比上一年更北的久春内(约北纬48°)才返回来。这次史无前例的探险因为田沼意次的被罢黜(天明六年八月)而不得不中止,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几次探险的成果是辉煌的,日本北方边疆的地图为此面目一新。
   幕府的虾夷调查中止以后,宽政二年(一七九〇),松前藩派了高桥宽光去库页岛作调查。他的调查西岸到达古丹(北纬48°40.),东岸到了中知床海峡,根据他的调查成果绘成的地图,亚庭海湾一带相当合乎事实。
   宽政元年的虾夷叛乱再次引起了幕府对北方边疆的注意,于是宽政三年至四年派遣了第二次虾夷调查队。队长是已经成了幕吏的最上德内,调查范围和第一次大体差不多,只是作了更加精细的测量。
   宽政四年,俄国使节拉库斯曼的船到过根室。宽政八、九两年则发生过英国船只(船长布劳顿)在内浦湾下锚的事件。这两件事引起了幕府的警戒,于是决定加强在虾夷地方的行政力量,为此于宽政十年又派遣了一个由一百八十二人组成的大规模调查团。参与此行的最上德内和近藤守重两人渡海到了库页岛,三桥成方等人的宗谷班则勘查了天盐川上游。第二年,幕府将东虾夷地方以及南千岛群岛作为直辖地,从本土派了很多人才去承担调查及行政方面的事务。江户和东虾夷之问的航线开拓也是当务之急,当年由幕府“天文方”(负责天文事务的官名)助手堀田仁助奉命绘制了水路图。第三年(宽政十三年)伊能忠敬被允许测量箱根到根室间的海岸,因为这正好是幕府本来想要做的事。而虾夷沿岸其它地方的测量则一概没有得到幕府的批准
   当然,幕府认为还有必要作更为详尽的调查和测量,因而于享和元年(一八〇一)又派幕臣松平忠明等人绕北海道一周,另外派中村小市郎和高桥次太夫两人去了库页岛。北海道一周班里有测量师村上岛之允(即秦德丸),他成功地基本把握了北海道全部海岸线的实际情况。中村等人的调查足迹则一直到达西岸的北宗谷岬(约北纬49°45’)、东岸的内渊(约北纬47°25’),但仍不能确定和大陆之间的海峡是否存在,提出的地图是推测为两种可能性的。另外,近藤守重将这一年的调查成果,再加上自己在千岛方面的调查结果合在一起,编成了他的《虾夷地图式》(乾、坤,一八〇二年)。
   因为库页岛的调查没有全部完成,因而幕府方面于文化五年(一八〇八)又派了松田传十郎和间宫林藏两人再去作调查。松田传十郎沿西海岸北上到了拉哈岬(约北纬51°55’),终于确认了库页岛是岛屿。第二年,间宫林藏又北上到了更远的年窝(约北纬53°15’),足迹一直到达黑龙江下游的的德楞,并会见了清朝的官员.只是没有到达库页岛的东北海岸。
   前面谈到过伊能忠敬的测量。因为他的老师高桥至时为幕府的天文方,极想知道子午弧一度的实际地上距离,所以他是以陆路从江户出发开始往北进行测量旅行的。这个成果反映到了地图上,当然也上呈给了幕府。从第二年即享和元年开始,他又用了三年时间进行海岸测量,到文化元年,以《日本东半部沿海图》的完成,表明了他的测量的成功。幕府为表彰伊能忠敬的功绩,委了他一个小吏的职位,这以后他就一直打着“御用”的旗号,东奔西跑地从事着也确实属于幕府的测量事业。统括该项事业的是幕府天文台的高桥景保(高桥至时之子)。至文政四年(一八二一),终于完成精确表现日本列岛全部海岸线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该套地图有三种不同的比例尺,最大的是二百一十四张成组的三寸六分为一里(1:36000);其次为八张成组的六分为一里(1:216000);最小的比例尺是三张成组的三分为一里(1:432000)。经度姑且不论,这是第一份根据纬度的观测值而制作的日本全国地图。前面谈到过的建部贤弘的建议,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终于得到实现。然而正如本章标题所表示的那样,该图其实只是“海岸线图”,至于陆地上,除了测量班经由过的山、河以外就是一片空白了。因而严格说起来只能叫做“日本海图”,是从海上看到的日本地图。这是因为沿海有外国船只的出没,为了应付这个新局面、或者叫适应时代的这个新要求而产生的一套新地图。
   从国防角度认识海岸线的重要性,在松平定信刚就任老中时好像就已经开始了。天明八年,他在从京都回江户的途中,在伊势接见了测量师秦檍丸。很可能就是那时密命秦檍丸进行了伊豆、相模、房总一带,也就是江户防卫最前线一带的调查和地图制作。到宽政五年这些地图全部完成。松平定信自己也在这一年由秦檍丸为向导,视察了伊豆、相模一带的海岸。
   对接近日本沿岸的没有外交关系国家的船舶,幕府曾下达过“打拂令”(驱逐令),事在文政八年。当时围绕东亚的国际局势非常紧张,作为海防资料,幕府于嘉永二年(一八四九)下令各地藩主提交离海岸三十丁(一丁约为一百零九米)距离的水深都必须明确记载的海岸地图。幕府此举的本意是掌握日本列岛沿岸的海图,结果是使多年来希望的科学地掌握包括北方边疆在内的所有海岸线情况的绘图事业得以全面完成。
(全文完)
法法法法法法法,天旋地转看大法。
爱怨情仇都是孽,一声轰雷任我拔。
情情情情情情情,万物众生都有情。
明知虚情满天飞,真情天涯寻又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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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19 10:24:32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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